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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但这些如果只是对奴仆的要求，而主人像卓王孙那样享用豪侈，则奴仆离心，事业决不会成功。当然，在生活刻苦以外，应有相当的工资作为酬报，是即所谓“同苦乐”
的乐，才能维持相当的工作情绪和效力。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刁间却还有更开明的做法，他允许奴仆自己经商，只要完成了主人交付的任务，行有余力，尽可以用自己所积蓄的资本，买进卖出，刁间不加过问。不仅不加过问，甚至予以财力上的支援。这就像陶朱公“三致千金”
而分散给他的亲友一样，造成许多外围的子公司，声势越发壮大，呼应越发灵活，而且休戚相关，一荣皆荣，一枯皆枯，则要背叛刁间，不但他自己划不来，别的奴仆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合力约束制裁，所以不足为刁间之患。
这是刁间超越当时所有的商业理论，独树一帜的成就。此外他还有许多长处，尤其是对于白圭的理论，研究得非常透彻。白圭理论的精义在“观时变”时者天时，而刁间的“时”亦包括人事。说得明白些，在掌握自然因素对于生产及贸易的影响以外，还要顾虑到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和贸易环境的变化。
先说天时。白圭的看法，出于计然，认为年岁丰歉是有周期性的。他是中国农村中“卖青”这一制度的发明者。由于他手里掌握了大批物资，便足以控制农村中的经济生活，如果年成好，谷麦丰收，则家家要添衣著，修房屋，于是他以丝和漆来交换谷物，当然谷物的价格是低廉的。倘若年成不好，民以食为天，正好打开积谷仓，以高价来交换棉花、土布等物资。在青黄不接之际，他又办理私人的农贷，约定某项农作物收获后清偿。总而言之一句话，变的是“以少换多”的魔术。但是他也有风险，譬如谷物连年丰收，一方面价钱越压越低；一方面陈谷会腐烂变质，这样就要造成双重的损失了。
至于政治的因素，不是指政策的变更，而是指发生叛乱的战事而言。那时有一项“战争财”好发，即是贷款收息。
最明显的例子是吴楚七国之乱，也正是刁间的那个时代。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自广陵即今扬州起兵，勾结山东及楚地请王谋反，声势浩大，尤其震惊天下的是，吴王所出的赏格：能斩捕朝廷大将的，赐金五千斤，斩一个裨将亦赐金二千斤。他写信通知一起反叛的诸王说：“我的钱，存在天下各处，随时随地可以动用，不一定要从吴国来取。你们要用钱，仅管用。有应该照上列赏格赏赐的，请通知我，我立刻派专人送去。”口气之大，空前绝后，而决非妄言欺人。
在以前曾谈过，汉初分封诸国，最富的是吴国。因为有“即山铸钱，煮海为盐”
的大利，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的科威特那样，是不须缴纳任何赋税的。吴王刘濞，以四十年的经营蓄积，财富不知其数。由于吴国钱遍天下，吴国的盐亦行销天下，等于任何地方都有他的银行及盐号，所以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之。”
相反地，景帝承文帝之政，轻徭薄赋，国库不裕。如果说打仗就是打钱，则胜负之数，未曾接战，就可判定。
也就因为财力不足，景帝当时虽派太尉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出关讨伐，但意存妥协，所以采纳袁盎的献议，希望七国罢兵。七国同叛的起因，是晁错建议景帝削诸侯的封地，所以出兵的借口，亦为“诛贼臣晁错。”袁盎与晁错是死对头，当景帝因窦婴的提议，召见曾为“吴相”的袁盎问计时，袁盎正好借刀杀人。他密陈御前：“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景帝原是极信任晁错的，但考虑久之，终于说了句“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要向晁错“借人头”了。
晁错作了“政策性的牺牲”而袁盎的计策，并未生效。于是周亚夫的军事行动才正式开始。当时从军的三十六将军，多为列侯，他们的封邑多在关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愿意出力打这一仗。但有一层困难，领军从征，要自备粮袜军火，从何而得？当时通行的办法是借债。汉初的利息，即所谓“子钱”多寡并无明文规定，只要当事人双方同意，订立契约，即有法律上的效力。列侯愿付的利息，亦是空前绝后的，借一还十。不过有一个条件，要吴楚七国之乱平伏，才能还清本息。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军费是正当开支，等收复失地后、可以向老百姓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