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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
麦当娜和西恩经常指手划脚。每个镜头他们都要掺和。有位工作人员说：这糟透了,每个人都觉得像是到了地狱。
乔治哈里森立即飞往《上海奇观》拍摄现场，给那些容易激动的影星上了一课，并建议立即停止与记者对峙。麦当娜和西恩却不愿去给记者捧场。不过，西恩勉强同意了在辩论中不惹记者，一心一意拍电影。
一切风平浪静。潘氏夫妇心平气和地渡过了在中国最后四个星期的旅行生活。
在去伦敦继续拍摄《上海奇观》之前，麦当娜和西恩希望改善他们和欧洲大陆记者的关系。他们带着影片《近在咫尺》去柏林电影节举办首映式。有关报刊纷纷登出了麦当娜和西恩戴着墨镜、用夹克衫捂住脑袋的风采照。
有位专栏作家非常痛惜,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在公众场合麦当娜和西恩要以这副德性面对世人在电影界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据说西恩派头不小，抽烟、喝酒，倒是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显不出机灵来啦。
2月24日，希思罗机场。大雨倾盆。记者们不辞辛苦在雨中等候麦当娜和西恩大驾光临英国。未曾想这对名伉俪一下飞机就窜进汽车开溜。在仓促追赶中，《太阳报》的摄影记者戴夫豪根不小心摔倒在麦当娜的奔驰车轮下，脚被压得惨不忍睹。这事后来就算了。西恩却不这么想，不惩罚我正好。他继续恶习不改。当另一个摄影记者跃跃欲试时，西恩一口唾沫，把这哥们给挡了回去。
第二天，《上海奇观》剧组的全班人马纠集在伦敦的特鲁利街公园旅馆，拍一场舞厅戏。英国最大的独立广播网——帝国广播电台的记者苏珊克里姆波,下定决心装成群众演员要冲进摄影场地。
她回忆说：我去找了剧组的服装设计师，弄了套三十年代的服装穿在身上，化了化妆，我想这样混进去的可能性就大些。到了旅馆以后，克里姆波走进地下室的休息间，检查了一下她放在小提包里的录音机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当克里姆波离开时，一个穿皮夹克和牛仔裤非常粗壮的男人一把将她抱住，问她是什么人。克里姆波说：我当时惊恐万分，害怕极了。你想想，我一个人站在旅馆的地下室里孤立无援。我不知道那家伙是个强奸犯或抢劫犯或别的什么坏蛋。我不由得尖叫起来，可这么一搞不要紧，和那坏蛋一模一样的人又多来了好几个，把我推来推去，不像话。我竭力想挣脱出来，越反抗越挨揍，那是一帮粗暴的家伙！最后，旅馆的人一声喝斥,把这帮坏蛋赶走了，并给我送来一杯白兰地。我不好意恳承认我是干什么的，但我十分委屈，泪掉了下来。嚎啕大哭。
据克里姆波讲，那帮坏蛋是麦当娜雇来的专撵捣乱分子的人，美其名曰护卫军，殊不知全是当地的恶棍、暴徒、刺客、凶手，五花八门，但个个都是流氓、坏蛋。特鲁利街公园旅馆有关人士向克里姆波表示歉意，承认这事并不新鲜，麦当娜雇来的护卫军已在饭店惹了好几起事。克里姆波还说：旅馆的人告诉我这些人谁也管不了。当然雇主麦当娜和西恩也不会去干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