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当“城市化”遭遇“逆城市化”（下）(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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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现在就摆在政府台面上，你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城市发展的毒瘤。
李银：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来说，他们第一关心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钱，那钱从哪儿来？土地出让金、招商引资，这是钱的来源。
郎咸平：又回去干那些事儿了。
李银：对，他们改变不了这种思维。
郎咸平：但是我跟你讲，在朱利安尼接任纽约市长之前，1975年到1990年，纽约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几乎破产。可是你晓得，当你把犯罪问题解决了之后，大量企业搬进来，你就有税收了，富裕了，所以你不要用钱来作借口。你只要愿意做，把治安改好，交通改好，之后企业自然会进来，企业能够赚钱的话，你就能够收税。纽约都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
王牧笛：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世界范围的三次城市化浪潮，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波浪潮，北美的第二波浪潮，还有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波浪潮，会发现之前我们聊的几个城市病它们都经历过，包括刚刚讲的英国公共卫生的危机，美国的治安混乱、交通的堵塞，等等。
郎咸平：都要靠一个有为的、英明的政府去解决这些问题。
李银：但是我们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不是交通堵不堵塞、是不是顺畅，而是看你招了多少外资，有多少个企业能够落地。
郎咸平：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多少。
李银：对，所以说地方官员也是有苦难言。
王牧笛：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咱们随便拿个话题来讲，比如交通堵塞，你看泰国的曼谷，堵车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曼谷一景。现在媒体把它评价为一个大的停车场，三个月之内900个孕妇在轿车上分娩，堵在路上，根本到不了医院。
中国最牛媒体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广告最牛的媒体是哪一家？北京交通广播。几十个人创造了6个亿的广告额，平均起来比中央电视台还牛。为什么城市电台的广告增加了？就是因为堵车的人多了，时间长了。
郎咸平：这是无能的政府，我们谈谈有为的政府吧。新加坡堵不堵车，中国香港堵不堵车，为什么？举个例子，在新加坡进市区是要交费的，而且它的交费机制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是收费站，它不是，它是直接从一个车载的电子仪器里扣款的。进市区就扣100块的话，你还想进吗？这就是一个管理的办法。中国香港呢？我经常去香港，香港这么小的地方，路这么窄，人家为什么不塞车呢？
李银：它车速还特别快。
郎咸平：对，它的车速跟我们高速公路的车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管理的问题。我们各级政府在碰到堵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立刻拓宽公路，搞四环、五环、六环、七环、八环，完全不理解这是管理的问题。朱利安尼做得好，他就是从管理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的。
王牧笛：最近北京要拿出13个亿治堵，要做各种智能化的红绿灯设施。现在在中国内地这些繁华的大城市里面，堵车耗了精力，耗了时间，也损耗了国内生产总值，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李银：你知道为什么城市电台的广告增加了吗？就是因为堵车的人多了，时间长了。
王牧笛：教授知道中国广告最牛的媒体是哪一家吗？北京交通广播。几十个人创造了6个亿的广告额，平均起来比中央电视台还牛。最近世界卫生组织提了一个概念叫健康城市，它不主张一个繁荣的城市、高速的城市、快节奏的城市。
郎咸平：而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如何做到一个健康的城市？我觉得应该由老百姓每年对市委书记、市长投票，看老百姓对施政的满意度，如果升官能加上这一条多好，给当官的压力，他们就会干这个事儿了。
李银：有个笑话，教授您知道不知道？就是在我们东北振兴规划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官员都去国外考察过，他们考察回来认为城市化的建设要有光鲜的形象、亮丽的建筑、很大的外资招牌，结果就走入一个误区。
郎咸平：我这里有一个数据，从2000年开始，西部大开发实际投入的产出比持续下降，一个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过去的3.83%跌到了1.32%，而东部地区目前仍然是2.44%。欠发达地区投入多、产出少，导致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当地居民的收入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从储蓄总额来看，2002年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差距是3.13万亿，到了2007年扩大到6.26万亿，5年中整整扩大了1倍。我请问你，美国中西部为什么不开发？其实这根本不是美国中西部开不开发的问题，而是美国中西部根本就不该养这么多人，投资到极其无效率的美国中西部还不如投在东部沿海，然后让大量的人员搬到那里去，让他们享受城市化的幸福，享受这种高附加价值的生活。
王牧笛：当下中国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城市化景象，东部沿海是一种景象，西部是另外一种景象，除了刚才说的高速公路建设之外，现在很多城市化建设都是伪城市化，就是很多市民还是扛着锄头做农民，还是有土地的。但是透过我们刚才聊的国外的镜像，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比如说欧洲很多国家采用的方式是就地城镇化，它们不追求那种大都市的概念，而是把很多村落或者城市的远郊发展成为一个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