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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小说网 www.yndy02.com,最快更新危机中的忧与思(财经郎眼07)最新章节!

在还在建设郊区。

    郎咸平:我们现在能“郊区化”吗?万科不是在北京的顺义开发一项地产嘛,还自备到城区的巴士,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配套。请你想想,如果你住到那个鬼地方去,早上8点钟出门,再碰上塞车,中午才能到市区。有钱人敢搬到郊区去吗?不敢,只敢待在市区里面,最好住在三环以内。

    王牧笛:但是二套房的概念在郊区就很明显,最近几年,很多北京有钱人愿意到郊区买二套房,我这里有个数据,54.5%的人有意到郊区投资,70%的人想在郊区买二套房。北京“逆城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李银:我们首先要解决郊区的交通问题,如果不堵塞,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还有就是郊区的房子便宜。

    郎咸平:一样的土地问题,就是等它升值。

    李银:对,等它升值。

    郎咸平:这和义乌公务员迁农村去的结果是一样的。

    李银:和“非转农”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抢先了一步。

    郎咸平:所以现在是怎么样?是公务员去抢,有钱有权的人去抢。这个所谓的“逆城市化”太有意思了。

    中国土地制度需要二次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不断地征用土地,已经扩张到了农村这个地方。那么是否能够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运作,让城市来反哺农村?

    李银:其实像江苏张家港市的寒山村、浙江绍兴县的新未庄村,还有上海闵行区马桥镇的旗忠村,它们都是因为在城市的边缘,基础设施建设得较好,然后整个土地被征用,被大规模开发,就出现了所谓的新农村现象。那个地方的人们生活非常好,他们开着高级轿车去城市里面上班,回农村住,可能来回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

    王牧笛:顺着李银的话,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些城里人跑到农村去是不是能够带动农村的发展?比如说德国,德国就有很多这种中小的城镇。还有当年韩国的“新村运动”。当然还有日本,美国前总统卡特去日本访问的时候,说你们日本为什么没有农村呢?陪同的人告诉他,沿途许多景观都是农村啊。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日本的农村跟城市没有什么区别。

    李银:这个我体验过,坐新干线,一路过去,你以为就是一个大城市,坐了很久了还是一个大城市。其实不是的,因为日本农村的建筑跟城市的建筑外观是没有区别的。

    郎咸平:穿的衣服也差不多,长得也差不多,你看不出来。

    李银:日本的农民很富裕,他们的收入是城市人的几倍。如果你在农村住的话,你就是一个有钱人,你可以盖那种很好的小别墅,然后自己种花养草。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公务员拿的是农村的户口,不是为农村带来就业机会。他不在农村务农,也不在那儿搞开发,他还是在城市里面上班。

    王牧笛: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的,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另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这个情况之下,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

    郎咸平:没错。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学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一旦搞土地私有化,你晓得是什么结果吗?土地迅速增值,它的涨幅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千。

    李银:中国的“城市化”自古以来就是征地的开始,比如说早期北宋的开封,人口近百万,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就是征地来的。还有清朝的京城北京,人口过百万,也是征地来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它怎么私有化呀?

    王牧笛:所以我们刚才聊的东部沿海地区,包括浙江,它们的“逆城市化”是因为土地的诱惑。现在重庆的城市化模式被媒体解读为土地换户籍,也是跟土地相关。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个背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需要一场二次改革啊?

    李银:其实“城市化”就是在做土地改革。很多人在说“城市化”带来的影响,那你想想看,农民工这个词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城市化”把农民赶到城里面去,成为工人,成为农民工。这就是改革的一个切面。但是如果说“重庆模式”是很成功的话,那它也不可能复制到其他地方。

    郎咸平:重庆模式跟广东模式各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提出来做个简单讨论。重庆推出一个地票制度,就是说为了避免侵占耕地,因此开发商也好,政府也好,你只要建房子,就必须先买地票。那地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城郊,还是在更偏远的农村,都无所谓,如果你想拿重庆户口,就必须放弃宅基地,你要把它复耕为农地,复耕一亩农地给你一亩地票。开发商想开发地产,就必须先买地票,而这个地票一律公开竞价。2010年4月份,一亩地票卖到14.4万块,全部归农民。因此偏远地区的农民也有动力了。就是说这个“城市化”的好处不是只让城郊区的农民享有,而是透过地票制度可以让更偏远农村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到。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广东呢,也有一个叫深圳模式,它是2009年12月份推出的一个新办法,就是城中村就地改造,村民选出自己的代表,选出自己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搞股份有限公司,直接跟开发商谈判。

    李银:企业化运作。

    郎咸平:对,集体化运作。

    王牧笛:他们的村长一般都是董事长。

    郎咸平:对,村民当股东。除了跟开发商谈判,村里还可以自己盖,盖了以后,透过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分给村民,这样农民也能够享受到“城市化”的好处。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应该推动的既不是重庆模式,也不是深圳模式,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大部分城市既不像重庆那样是个大农村,也不像深圳那样缺乏土地。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综合,就是说考虑透过某种形式,把深圳这样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像重庆这样的地票制度综合起来,结合当地的情况,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总之,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李银:单打独斗不如组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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