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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七章 鸟择良木
次日一早，李庆安又继续向南进发，两天后，他的大队人马抵达了旱灾问题最严重的谷熟县。
在进入谷熟县之前，李庆安已经从很多渠道了解到了谷熟县的一些情况，仅仅从旱灾来说，谷熟县的灾害和河南道其他地区没什么区别，远没有到人民无以为生，非造反不可的地步。
关键还是人祸，谷熟土地肥沃，境内汴河和涣水两大河流穿流而过，在两河之间支流众多，加上气候适宜，使这里自古便是的产粮大县，谷熟县本来七成以上的土地已经沦为庄园，自耕农仅占三成左右，在各大庄园中，庆王李琮便拥有四座大庄园，计五百顷上田。
贪婪是这些权势贵人的共同特征，他们从来不会嫌自己的土地钱财已经足够多，也不会去考虑大唐会不会因此亡国，或许在他们看来，大唐这么富庶，自己拿一点点不算什么，况且他不拿，别人也一样会把它拿走，于是，贪婪便蒙蔽了他们良心，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明天浪滔天。
河南的旱灾来临，就仿佛吹响了土地兼并的集合号，长安的权贵王公，地方的豪门大户，大神小巫们一齐向河南道丰腴的土地伸出了贪婪的手，各施手段，各用门路，目的都是一个，趁灾年将土地据为己有，谷熟县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李琮在谷熟县的四座大庄园并不相连，为了将这四座大庄园连为一片，李琮便利用这次旱灾大肆兼并土地，涉及土地近两万亩，一千二百余户人家，他采取了暴力驱赶和官府威逼的手段，用几百名家丁执棍棒殴打驱赶土地的主人，拆毁他们的房子，逼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卖田，同时官府又配合他们催缴农民积欠的税粮，断绝道路，不准商人前来卖米，严禁富户赈粥，用种种手段逼迫农民离家流亡，只要农民离家，土地立刻变成无主之地，官府予以没收拍卖，而买家只有一个，仅仅两个月时间，庆王便霸占了一万多亩土地。
农民的暴乱起源于对官府的不满，当朝廷赈灾令下达后，各县都陆续开始开仓赈粥，唯独谷熟县非但不开仓，反而逼迫农民缴纳税粮，当别的县开仓放粮的消息传到谷熟县后，漕工和农民皆愤怒了，他们冲进官仓，却发现官仓中粮食颗粒皆无，愤怒的民众烧毁官仓、捣毁衙门，他们害怕官府报复，数千民众便在几个有威望领头人带领下，逃到磨山藏匿，但在官府的报告中却变成占山造反。
李庆安直到进入谷熟县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天下午，李庆安率领大队人马来到了位于县城以西二十里处的谷熟军府。
这是他的一个疑问，军队在这次暴乱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谷熟军府是上府，应该有兵员一千二百人，但李庆安看到的却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军营，栅栏有一半都不见了，岗哨楼已倒塌，原本依附军营而生的酒肆妓馆也变得人去屋空，大半已坍塌，长满了一人高的蒿草，看得出至少已经废弃了十几年。
李庆安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从不敢想象，中原的军府竟破败如斯，民团留在军营外，他带领一百名亲卫骑马进了军营，军营不准驰马，但他们却无法下马，一路上长满了蒿草。
虽然军府已经破败，但还看得出原本的盛况，三排近百间长长的平方，饭堂、军械屋、仓库、文书房一应俱全，平整宽敞的跑马场和练兵场，箭垛上还插着已生锈的箭矢，刀枪架上甚至还有两杆长矛，就是看不见一个人。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骑马进军营！”他们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李庆安一回头，只见他们身后二十步外站着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确切说是个军官，身材魁梧，背有些驼了，此人头发半白，一只硕大的酒糟鼻子，穿着一袭细鳞甲，屁股上吊着横刀，手中拎着一只酒壶，正酔熏熏地斜睨着他。
“你是什么人？”李庆安反问他道：“是这里的军官吗？”
那军官看来有点见识，他见来人虽然不是军人，但个个身材魁梧，目光冷厉，腰挎横刀、后背弓箭，尤其他们所骑战马都是矫健雄壮的骏马，他便知道这群人的来头不小，便立刻收起狂放的态度，恭敬地答道：“我是这里的果毅都尉，叫崔佑，请问阁下是何人。”
李庆安点点头，道：“我原来是北庭节度使，现在是河南道观察使。”
“原来你就是李庆安！”
军官吓了一跳，他连忙上前，半跪施一军礼道：“卑职崔佑，参见冠军大将军。”
李庆安见他还挺了解自己，便翻身下马笑道：“找一个地方吧！我有话要问你。”
“大将军请随我来！”
崔佑领着李庆安走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酒味，桌上盘中的干豆子已经发了霉，崔佑哗啦一下将碗碟都推到地上，又用脚将酒壶全部踢到墙角，用袖子擦了擦坐垫，笑道：“大将军请坐！”
李庆安坐了下来，打量了一下屋子，叫窗台上居然还有十几本书，便点点头问他道：“你应该知道我想问什么？这个军府为何破败到如此地步？”
崔佑苦笑一声道：“将军是明知故问吧！中原的军府不都这样吗？”
李庆安摇摇头道：“应该不是这样，扬州那边的军府还有七成兵，襄州军府还有五成兵，没有像你们这样全部跑光的。”
“是啊！两个月前我们这里还有两百士兵，可是庆王一占完土地后，最后两百士兵都跑光了，马都尉带了十几个校尉旅帅跑到河北投靠安禄山去了，军营里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崔佑语气中充满了悲怅，“我是开元十六年从军，我家有二十亩地，所以我必须要从军，没办法，不从军，土地就会被官府没收，当时军营里还有七百弟兄，都和我一样，家里有地，不得不来当兵，开元二十四年，谷熟县大旱，庆王趁机低价并购了二万多亩土地，引发军府的一波逃亡风潮，一夜之间便跑掉了三百名士兵，土地都没有了，谁还愿意白白当兵，后来每年都有逃兵，直到今年年初，还剩下两百二十五名士兵，和其他军府差不多，结果这次庆王再一次趁旱灾并购土地，引发民众暴乱，父兄们跑来一喊，不仅士兵全跑光，军官也逃掉一大半，兵器也被他们全部拿走了。”
说到这里，崔佑长叹了一声，道：“我听说长安的军队也差不多跑光了，要打仗只能靠临时募兵，可边关大将却个个拥有重兵，一旦他们造反，我不知道朝廷拿什么军队去和他们对抗，大唐外表看似强盛，可里面全被蛀虫们掏空了，堪忧啊！”
李庆安心中充满了苦涩，在后世时说到安史之乱的原因，有的说是李隆基的昏庸误国，有的说是李林甫的专横弄权，有的说是杨国忠的不学无术，甚至还有说是杨贵妃媚惑误国，但今天他才知道，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是权贵高官不顾民众死活，大规模的兼并土地，使大唐的均田制变成了庄田制，使大唐军制崩溃。
诚然，安禄山造反也有很多偶然因素，比如李林甫纵容，杨国忠逼迫，但兵重于外而薄于内的局面必然导致大规模叛乱爆发，即使没有安禄山，也会有李禄山、王禄山，后来的藩镇割据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大唐皇帝李隆基最大的责任就是放纵了土地兼并，出几个不痛不痒、没有任何实际措施的诏书，不准土地兼并，可谁理睬他？他难道不知自己的儿子侵占土地吗？庆王的永业田只有一万亩，可他送给杨家的各种寿礼中就有五万亩良田，这么明显的事实，李隆基却视而不见，由此可见他的纵容，在对付人的手腕上精明厉害，可在治国安民生上却昏庸无比。
李庆安不想再问下去了，他站起身笑道：“崔佑，我看你人虽酔，可心却清醒，可愿舍了这无用之官，跟随我走？”
崔佑立刻单膝跪下道：“兵员跑光，我们也是重罪，所以马都尉才逃掉了，我若不走，死罪就落在我的头上，本来我也打算去投奔安禄山，却蒙大将军收录，我佩服大将军久已，愿意跟随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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