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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就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说渊源和沿革，则其事最先创行于康熙一朝平定三藩“军饷浩繁”而“度支不继”的过程里。当时朝廷行卖官筹款，意在事竣即止。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歉”，晋抚曾专折奏请部颁“虚衔实职空白实收执照二千张”，用来“资接济”。从康熙到光绪的两个世纪又数十年岁月里，这种不为帝王喜欢的捐班却始终在一茬一茬地不断长出于官场之中，并在19世纪中期之后数目愈来愈多。据后来的一种推算，经咸同而至光绪，拥有“虚衔”和“实职”的中国人里有66%是用捐纳的办法得来的。
捐纳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做官人，保举也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做官人。但清代国家官制中的缺分则始终是一个既定的数目和有限的数目，因此这种大量孵出的做官人从一开始便成了官场容纳不了的人。张之洞抚晋之日曾说：山西地瘠官贫，“候补向无多员。同治年间，道府州县，尚不足百人，同通佐杂，不足二百人，似较之东南各大省为少，然已无差可委”。至光绪前期，则分发而来的做官人已一时“骤增”，以今时比往昔，“盖多于旧日者，十之七矣”。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没有办法消化的局面：“计晋省同通共八缺，候补者四十二员，佐杂共一百六十六缺，候补者四百一十二员；河东盐务共九缺，候补者八十七员。”在“员”和“缺”之间的差额里，都是阗塞于官场的多余人，而“每月缴照到省者，尚复杂遝而来”，他们还在不停地为山西官场增加多余的人。
同光间一个久在湖北官场的士人曾记录过鄂省巡检中“候补数年，无一差，贫苦甚，命其十一岁小女乞食”的真人真事，以及久候差遣不可得，致冬日“衣单无棉”而“妻一子四女一，三日内皆食红薯七文而已”的真人真事(78)。他们虽然已经列入了官界，但其一身一家则犹在饥寒交迫之中而不能脱苦海无边。另一个士人也记录过同一类真人真事，说的是候补宫中的“饥饿而死”者：“予在沈方伯署中，某日，有人禀某候补县死，方伯委员往验因何而死，回禀曰：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实冻馁而死。其身上惟留一破衣破裤，床上惟眠一破席，被帐俱无。”按记述人作客幕府的行迹，这件事应当发生在福建。在同一段文字里，他还记录了四川一个“饥寒不堪，吞烟自尽”的“候补知县”和江苏一个“典质俱尽，遂自经而死”的“即用知县”。这些人各自候补到死而不得善终，说明了候补的路不容易走得通。
余显正是希望大部分玩家走不通这条路，他才能更好的利用身份谋求利益。可惜这些泰安玩家的初次尝试就已经成功了，玩家之间向来没有什么秘密，想必过不了多久这个方法就会被无数玩家尝试，未来游戏中的大清也不知道会再乱多少年。
当然，这不是余显现在考虑的问题，余显考虑了一下，发现实在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就开始研究刚刚商量好的战利品——资福寺街，余显本来初次见到石敢当时感觉泰安的玩家在谋划什么，想着借着袁世凯钦差的名义要点好处，结果石敢当当场就把一条街给了他，余显也不知道这条街有什么重要性，也没有太注意——他还有一个猪耳顶没有管理开发！就接下来了，现在打听清楚了资福寺街顾名思义就是在资福寺附件，资福寺是泰城第一座寺院，后人围寺而建宅，形成街后，以寺名命名街名，故名资福寺街。旁边就是岱庙和是的省大名鼎鼎的岱麓书院，人流密集。余显看着材料就知道今后他一定得帮着石敢当在袁世凯面前说好话了，这样一条黄金地段的街道，如果没有石敢当当上泰安县令罩着，别人可是未必会管他这个五品的佐官，毕竟以后余显不可能长期待在泰安，难免鞭长莫及。
余显看着手中资福寺街的材料，资福寺街上的店铺只要泰安的****一过，绝对是个聚宝盆，不禁想起自己手中另一块地——猪耳顶，不知道怎么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