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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伍崇曜会欣喜若狂，他却突然面如死灰，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莫要在让伍家经营公行。
十三行中与伍家齐名的潘家潘有度总商曾有一句话叫做“宁做一条狗，莫做洋行首”，本以为只是一句哭诉的俏皮话，朱敬伦真的不知道工行制度还真的对伍家这种行商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不提也罢，朱敬伦转变口气：
“公行当然是做不了的，本官也没有本事让朝廷重开公行。”
听到这里伍崇曜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又听朱敬伦道：“不过怡和行这个招牌还是可以用的吗，令尊用一辈子把这个招牌做成了金字招牌，丢弃了岂不可惜。”
听到这里，伍崇曜更是惶恐，又一次叩头：“大人还是饶了小人，不瞒大人，家父生前宁可破产也想丢了怡和行这个招牌，小人若是在用这招牌，那就是不孝之子啊！”
朱敬伦愣了愣，伍家到底受到多达刺激啊，伍秉鉴竟然要把自己一手打造的金字招牌，当成烫手山芋？
有些情况不在其中就不解其意，十三行的行商在第一次鸦爿战争之前，确实十分风光，但是一旦清政府遇到麻烦，他们就是待宰的羔羊，发生天灾了他们得出钱，发生战争了，他们得出钱，出钱不利索了，没有满足官员的预期，更是有可能被捉拿问罪。
当然清政府的专卖保护，确实让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享有巨大的专卖利益，也就是扬州的盐商能跟他们相比。
乾隆年间盐商、行商这些专卖商人的日子还算好过，乾隆朝之后整个清朝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传统封建王朝的规律，兴衰交替。
根本原因就是人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前期人口不断增长，因此生产增加，国家变得富裕。可是人均技术水平并没有提高，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口就不再是财富，而变成了一种负担。
清末人口达到四亿多，而耕地面积始终没有增加，道光年间的人均耕地只有两亩，而康熙年间超过六亩，土地是无法增加的，这种无法根除的矛盾造成中国总是兴衰更替，一次次治**替。
一旦土地无法养活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即便温和如中国人，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到了晚清时期，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民乱不断，什么天理教、白莲教不提，太平天国就是其中的代表。
遇到太平天国这种****，按照惯例朝廷也是要管行商要钱的，因为清朝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更喜欢从商人手中搜刮，从底层的穷鬼身上搜刮弄不好要付出王朝倾覆的代价。如果只是太平天国这种自然爆发的农民起义兴致的****，行商掏钱也还能顶得住，不巧的是，晚清赶上了一个世界大变局，正是英法两大帝国掀起全球扩张的时期。因此外患十分严重，内忧加上外患，行商们就有些顶不住了。
早在第一次鸦爿战争之前，广州许多行长就已经变成了空架子，虚有其表，经营所得甚至不如给朝廷孝敬的多，可谓是入不敷出，许多行商那时候就打了退堂鼓，奈何入了公行，想要自由退出，官府也是不答应的。
除了极个别以贿赂官府成功退出工行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办法成功脱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伍秉鉴也被官府逼迫着始终在做十三行总商。
有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伍秉鉴家有2600万银元，合1800多万两银子，伍秉鉴表示愿意交出家产的八成，让伍家离开公行，安享剩余那两成财富，结果官府都没有答应。能让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愿意交出绝大多数财富只希望脱身的行业，绝对称不上什么好行业，起码风险已经超过了这些商人愿意承担的极限。
因为鸦爿战争的战败，在英国的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终止了让洋人不满的公行专卖，伍家这才得以脱身，应该说是极其庆幸的，可朱敬伦竟然又邀请他们重开怡和行，伍崇曜本能的产生了危机感，这一行他打死都不想做了。
看到伍崇曜的表现，朱敬伦知道勉强他是没用的，也知道那些关于十三行的故事或许是真的，行商到了后期，真的是没人愿意干了。
但眼睁睁看着伍家放弃怡和行，朱敬伦就觉得他们好像放弃了一座金矿，他自己心里都无比的可惜。对比一下后来怡和财团的实力，而远比怡和财团更有底蕴的伍家怡和行却放弃经营，朱敬伦觉得这座金矿也许自己可以帮着深挖一下。
在朱敬伦眼中，广州十三行向来都是跟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级别的垄断怪物，东印度公司虽然解散了，但是带给了大英帝国一整个印度，可以说千倍万倍的回报了英国，朱敬伦没有那么贪婪，满清经营了上百年的十三行倒闭，他不能从中挖掘出一个帝国遗产，但至少应该让他攫取到工业化的资金。
亲自扶起伍崇曜，朱敬伦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这次跟伍家合作，得到一百万银子只是小钱，得到伍家这样的巨头合伙人才是大收获，但是跟得到十三行倒闭的遗产相比，这些又都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