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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长叹一声,沉默半晌,道:“你之所虑,某已尽知,确为忠直之言……”他又顿了一顿,才道:“既是如此,此事暂且作罢,待某慢慢引导,再作考虑。不过,欲使民为工、商,总须有些手段,而以战乱陷之,实非某所乐见。我意效法商君,城门立木,以重奖而树信誉,屈尊降贵,亲授其职,并赐宴就席,与某同食。敬询意下如何?”
“这……”张敬询面有难色,缓缓道:“若按太宗皇帝之说,此亦有逾越之处,不过节帅实欲如此,也非全不可行,唯有一事,节帅当有所虑及。”
李曜面无表情,道:“你是说士林之中的言刀语剑?”
“正是。”张敬询沉着脸点头,一本正经道:“如今朝廷式微,节帅欲做此事,朝廷恐难责难,然则士林中人,必有龃龉,虽则节帅自己便是天下名士,但若做了这般事情,只怕也难逃狂士之名。届时,于节帅风评,怕就难免有些影响。”
李曜想了想,目光逐渐坚毅,决然道:“无妨,某念屈子曾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某这番作为,为的是河中兴旺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此乃我辈大义,正是心之所善,虽死何如!”
张敬询闻得此说,耸然动容,面色一肃,起身长揖一礼:“久闻节帅世之君子,今日方始克信无疑。节帅以一镇之尊,使相中都,天下侧目,竟愿为百姓福祉而担此污名,敬询虽碌碌小人,敢不恭伏骥尾?”
李曜露出笑容,勉慰几句,然后道:“好,那么接下来的安排,便是如此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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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河中节度使府颁布告示,宣布了两件事:其一,《新城扩建令》正式施行,一期工程由河中节度使府、太原王氏、江都杨氏,以及蒲州靳氏、冯氏、高氏等五家,外带河中两名豪商之家,一共十家,组成东升新城头期股东会,其中河东节度使府以地皮、技术、人员等,以及七十万贯现钱入股,占股六成;其余九家按各自出资高低,共占股四成。新城建设完工后,九家各按股份参与分红,为期十年。十年期间,九家均有随时要求节帅府对其公开账目明细之权,并在每年年中、年底参加由节帅府召开的“股东会议”,同时监督查证收益所得。河中节度使府负责维持东升新城之安定,不使其受战乱、骚动等影响,如发生该类意外,按战乱或动乱时间,于十年限期之外额外增加相应分红时间……等等细则,一共十四款,全文四十三条,整个公示权责清晰,产权明确。
其二,节度使府、观察使府辟举原佑国节度使、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这次辟举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张全义原本地位甚高,也是使相,如今却只是观察副使,连节度副使都没捞到;二是张全义本是朱温的人,如今居然被李曜委以重任。而就李使相在告示中的说法来看,张全义似乎是被授命负责河中的各项农事处理。农事在古代社会几乎可以说是头等大事,李使相居然交给了一个降将?
河中上下无数人心中疑惑,此人究竟何德何能,能得节帅如此信任?
张全义,字国维,本名言。在原先的历史上,由昭宗李晔赐名全义,后梁太祖朱晃赐名为宗奭。濮州临濮人。曾先后在唐、黄巢、诸葛爽(河阳节度使)父子、后梁、后晋等政权中任要职。在唐政权中的任职情况大致是:僖宗文德元年,“(朱)全忠表丁会为河阳节度使,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后又“置佑**于河南府,以张全义为节度使”;昭宗朝,大顺元年“加封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景福元年,“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光化元年,“加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
在现在的这个大唐中,因为李曜的出现,洛阳被李曜攻破,并俘虏了张全义,使他被软禁了许久,虽因为李曜早有用他之意而没有受到什么虐待,但毕竟失去了人身自由,相对于原先的历史来看,他的命运简直称得上“悲惨”。
因为在原先的历史中,张全义可谓官运亨通,从文德元年到光化元年的十年间,张氏职位步步高升。再从昭宗赐名“全义”看,其声望也称显赫。当初在诸葛爽的割据政权中,他可以拥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也显出其职位非同一般。在黄巢政权中,张氏任吏部尚书、水运使,亦是大权在握。事后梁时,初为河南尹,后累拜中书令,食邑至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郑滑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并封魏王。在后唐政权中,庄宗曾命皇子、皇弟“皆兄事之”,加拜太师、尚书令,且庄宗数幸其第,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改封齐王。纵观张全义所事政权的职位,均位高权重、声明显赫。
按说张全义并非名门望族,也没有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原先还算一方军阀,后来手中也早已没了真正的兵权,但即便如此,他的升迁却仍一帆风顺,显得颇为怪异。究其原因,除其个人素质如“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群士,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及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外,与他本人重视农业以及在农业开发中的巨大成就有密切的联系。
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没有农业的发展、繁荣,就没有封建王朝的发展、繁荣。按照原先的历史来说,张全义生活的时代为唐代末期,生活空间主要在河、洛一带。此时期此区域战乱频频、满目疮痍,致使农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资治通鉴》记载:“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城,四野俱无耕者”。
洛阳之地经过黄巢乱军与唐军的战斗以及秦宗权、孙儒的掠夺,往日的辉煌早已丧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对此,《旧五代史》也有和《资治通鉴》类似内容的生动记述:“初,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荊榛。全义初至,惟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
河、洛地区所经历的战乱,给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流失。正如上文所见“井邑穷民,不满百户”。事实上,在孙儒据有洛阳时,人口的减少就尤为严重。“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这段记载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可以了解到洛阳城当时人口数量绝对稀少。
如果用后世的思路分析,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就是生产力高低的最主要标志。既然“四野俱无耕者”,劳动力显然极其有限。有限的劳动力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很不现实的。其次是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迭相攻伐,七八年间”,反映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毫无疑问,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农业基础的破坏越大。河、洛地区本是大唐重要的粮食产区,以往是“秔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柳渡风轻花浪绿,麦田烟暖锦鸡飞”的繁荣景象,而此时却“荆棘弥望”、“仅存坏垣而已”,足见农业基础破坏之严重。这急需要朝廷、节帅府——或用现代话说叫做政府当局,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导农民耕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时代呼唤当局出面组织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下,一向以重视农业著称的张全义登上了时代舞台。张全义虽然胆小怕事、德行有亏,但对农业可谓情有独钟,其祖张琏,其父张诚,“世为田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全义养成了勤劳俭朴的性格,并且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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