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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一愿望也不为过分。如果他能够效法曹操和司马懿故事，充分发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继续以尊王为号召，招降伐叛，平定四方，待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然后再取唐而代之，政治效果可能要平稳的多。但是朱温未免操之过急，在军事斗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河东、淮南、凤翔、前蜀、幽州等强敌犹在，环伺四周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采取弑君等残酷手段，强行篡代，反而使自己背上了乱臣贼子、不仁不义的恶名，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在政治上迅速陷于不利境地。随后晋梁双方形势的优劣转化皆与此有一定关系。
在朱温篡唐自立以后，晋方更是以此为口实对梁方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丑化梁政权，争取政治盟友和民心。晋方一直称朱梁为“篡逆”、“篡伪”、“伪朝”，始终不承认其年号，仍奉唐正朔。而且这种忠于唐室的态度和对唐朝的怀念之情在当时社会与民间颇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在朱温挟持并弑杀昭宗前后，也引起了内部的一系列不满和叛乱事件的发生。
就譬如刚才引起李曜注意、一向极受朱温信任和重用的梁将丁会，闻昭宗被害，立刻“三军缟素，流涕久之”，已经埋下了对朱温不满的种子。所以当后来晋军进攻潞州时，他愤朱温之弑君暴-行，举潞州不战而降晋。丁会在向李克用哭诉其归降原因时称：“会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会虽受其举拔之恩，诚不忍其所为，故来归命耳。”
淄青节度使王师范在接到昭宗临危之际的“勤王”密诏后，也奉旨泣下，慷慨激昂曰：“吾辈为天子藩篱，君父有难，略无奋力者，皆强兵自卫，纵贼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谁之过，吾今日成败以之!”遂致书李克用，遣使南下请援杨行密，起兵反梁。
在朱温诛杀昭宗，预谋代唐自立之时，也派使者前往晓谕已经归附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和荆南节度使赵匡明兄弟，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然而“匡凝对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深恩，不敢妄有它志。’”遂与诸镇联盟举义，誓讨朱梁。
而淮南杨行密、前蜀王建及其后继者，还有岐王李茂贞等也始终不承认朱梁，要么自立为王，要么仍奉唐正朔，与河东互为犄角，构成钳制朱梁之势。
因此朱温在弑君和篡代之后，不仅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伐叛的政治优势，反而使自己在政治和道义上，陷于失道寡助、四面受敌的不利境地，并为其政敌提供了匡复唐室、分庭抗礼的最大口实，从而把宝贵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
这种反对朱温禅代唐室的态度，即使在朱温的家族至亲之中也有反映。史载：“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禅，宫中开宴，惟亲王得与。因为博戏，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击盆进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砀山一民，因天下饥荒，入黄巢作贼，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足矣，何故灭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称王称朕，吾不忍见血吾族矣，安用博为!’”可以说这段记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般社情和民意之所向。所以在后来的民间戏剧和说唱文学等作品中，无不视朱温为乱臣贼子，篡唐奸雄，对其持一种全面贬斥否定的态度，而对以中兴唐室为号召、以大唐正统继承者自认的后唐，则抱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和褒扬态度，正是这种民间正统观念的反映。
因此，李曜绝不苟同于什么李氏式微当有新朝代其而立之说。与汉一般，三百年正统不是短短二三十年的新势力说取代就能取代的，即便最终要被取代，也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毕竟，这不比后来朱元璋和民国的建立，驱除鞑虏，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中原的民族主体汉民族并不认同元、清的民族歧视政治立场。
杨姑娘见李曜目光沉凝，不知他已是神游物外，还当自己的言行又引起了李曜的疑虑，轻咳一声，道：“李使君，若是宣武军大索全城，奴家这里也未必安全……奴家有一个去处，可以躲过汴军搜查，只是……只是不知李使君敢不敢与奴家同往。”
李曜回过神来，看了她一眼，略一思索，忽然露出一丝难以察觉地笑来，问道：“有道是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莫非杨姑娘竟然打算带某去朱三的节帅王府走上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