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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紫药水还真是万能，包治百病！
周玲没事了，周家的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步调。至于她脸上的红痕，现在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谁都以为过两天就消了，不是抹了药嘛。
随着天气转暖，又下了几场春雨，眼看黄豆、谷子、糜子都下了地，有了这几场春雨，出苗是能保证了，在干旱中几乎绝望了的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了希望，村里因为饥饿而搁置的很多事也逐渐走上了正轨。最先被重视起来的就是学校。
村小学已经停课一年多了。学校只有一个校长和一个李老师是公办教师，其它老师都是从二道坎大队下属的八个生产队推荐上来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拿得是乡里给开的工资，还算农村户口。大灾以后就都拿不到工资了，学生也饿得路都走不动，哪还能上课。乡里做决定，全乡的小学都暂时停课了。这一停，就停了一年多。
现在终于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了，虽然还是一样物资紧缺，但乡里拼拼凑凑，还是给民办教师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学校总算能复课了。
小学生一年学费六块，这对当时的农村来说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再加上一支铅笔二分钱，一个练习本五分钱，一个孩子上一年学总得差不多七、八块钱。
拿最正常的年景来说，一个挣一等工分的劳动力，全年不耽误一天工，能挣三千左右个工分。灾前，二道坎大队每个工分两分钱左右，也就是能拿到六十块钱左右。
按每人每天八两粮食算，一年能分三百斤左右的粮食。生产队分的都是带壳的粗粮，一般都算八分钱左右一斤，一个人一年的粮食钱就得二十三、四块钱。
如果一对夫妻带三个孩子，在这个时候，这还算孩子少的人家。当然，很多人家孩子多，但大孩子陆续能干活挣工分，也能为家里减轻点负担。
一对夫妻，一年的总收入才一百一十元，全家五口一年的口粮钱就得一百二十块左右，这就意味着还有可能要欠生产队的钱才能领够一年的粮食，哪里还能拿七、八元钱给孩子上学呢。
所以，就二道坎大队来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还是很低的。而且，周晚晚估计，这个时候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
当然，这个算法也不是绝对，有可能年景好，生产队多收了一些粮食，一个工分就能多算几分钱。但是也有可能年景不好，粮食根本就不够分，别说钱，一家子一年分到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剩下那半年的亏空就得拿野菜、地瓜、土豆这些东西填补，更不用想上学的事了。
周家的情况在三家屯甚至整个二道坎大队都算不错的。周家劳动力多，拿受灾前的1957年来说，周家三代十一个劳动力，四个儿子和周富挣一等工分，周老头、三个媳妇和周平、周娟挣二等工分，周家那一年的收入有五百九十多块，除去一家十八口加上周红香母子四口总共二十二口人的口粮钱五百一十四元，周家还能从队里领回七十多元钱。虽然这七十多元钱里包括了周家十八口人全年的衣裳鞋袜、油盐酱醋、人情来往、生病医药、儿女亲事等等杂七杂八的费用，但是比起那些领了口粮还欠队里钱的人家是要好多了。
当然，这是按好年景来算的，曾经有两三年，生产队没钱可发，挣了工分也白挣，那也只能挺着，熬着，祈祷明年能有个好年景了。
虽然这样好好坏坏地熬着，周家还是能供得起孩子上学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周娟、周富、周平这几个大的在上学的年纪还是战乱，就没办法了。到了周军该上学的时候，被王凤英拿大柳条子追着满屯子跑他也不肯去上学，最后没办法只能罢休。
周阳从小就爱干活，而且特别会干活，所以周老太太压根儿就没想过让他上学，一个注定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上学浪费那个钱干啥？可李秀华不这么想，她还是顶着周老太太的咒骂送周阳上学了。周老太太不给拿学费她就去求老队长，让他给开证明，先欠着，等到秋队里发钱了再给。这时候有一些人家实在是没钱给孩子交学费，就是这么干的。到生产队发钱的时候，孩子的学费是直接从队里拿给学校的，想赖账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