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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
沈桂芬是荐主的身份，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
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
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恂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
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
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
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正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
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
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
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