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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建造分为南端和北端，分界点就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工厂西门，南端为男宿舍区，北端为女宿舍区，此时已经在南北两端各建造好了二百座房屋，最多可以容纳两万名女工和两万名男工。
经过一个月的不间断招募，整个工厂此时已经有男工四万多人，不过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只有一万多人，另外还有一千多名建筑方面的师傅，当然识字的更少。
徐卫前期的一千人护卫队就是从一万多名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壮中选取的，其中有一半的人是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读书人进入徐卫开设的工厂，并不是说清末的社会已经达到很高的识字率了，个中缘由还要从清政府废除科举开始说起。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
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于是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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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此举为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但是在舆论普遍赞扬的同时，废除科举制度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
首先，废除了科举，等于是废除了读书人阶层的精神支柱，传统的平民上升孔道被关闭了。
以前的科举考试尽管因为名额有限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再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
科举制废除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
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而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
习惯了新体制的现代人是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但是当时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这对当年所有怀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
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来说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一群体。
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导致读书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转变。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
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另外，对于士绅们来说，废科举以后，他们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于是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的当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
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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