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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埙却是心思敏锐,立即意识到什么,问道:“适才朱千户说我大明火器之法得自交阯吗?”朱骥道:“是。”

    杨埙道:“那女贼人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会不会是来自交阯?”又解释道:“虽然本朝早已撤销交阯布政司,承认安南国独立,两国再无战事,但毕竟火器本是他们的秘技,想要拿回去也无可非议。”

    朱骥一愣,细细回想,觉得似乎有几分道理。

    杨埙又笑道:“我下面的话就是胡说八道了,朱千户姑且听着,不必往心里去。今日百官放假,照例兵部官署应该没多少人,对吧?”

    朱骥点点头,道:“贼人选择的时机非常好。”

    本来中央官署防范甚严,不时有禁卫军来回巡视,但由于孙太后、英宗皇帝一行到东郊礼佛,禁卫多扈从他们出城,各官署只余门卫而已。

    杨埙道:“但自先帝去世,孙太后深居后宫,从未离开紫禁城半步,却独独在今日出城礼佛。那是为什么?”

    朱骥道:“听说这是大宦官金英的主意。”

    金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入宫,历侍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帝,永乐末年已是司礼监右监丞。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对金英极为宠信,将所没收的大富豪张定家的人口、房宅、家产、良田全部赏赐给了他。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金英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宦官首领,风光无限。宣宗皇帝还赐给他免死诏,相当于功臣的免死铁券,恩遇在宦官中从所未有。

    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后,宠信自幼相伴的宦官王振。金英自知无力与王振争锋,遂主动避让,于是王振得以掌印司礼监。王振赞赏金英识时务,任命他为提督太监,成为司礼监仅次于王氏的第二号人物。

    金英虽不似王振那般干涉朝政,但亦多有不法之事。他曾恃势在北京私创十一处塌店[11],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垄断买卖,导致市场混乱。又将大量私马放牧于禁苑南海子[12],强夺民草。

    前一桩创建塌店不过是损公肥私,在明朝官吏中十分常见。都御史陈镒[13]负责审理此案,只将几名子弟治罪,丝毫没有涉及金英。

    后一桩私牧于禁苑则是犯了皇家大忌。案发后,英宗皇帝朱祁镇迫于压力,不得不命锦衣卫究治,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了事。

    据说这是因为金英手中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书,只要他不犯谋逆大罪,皇帝也不能拿他如何。

    也有传闻说,金英在当年孙莼谋取皇后一事上出了大力。更进一步说,是他帮助孙莼以“生子”得到并巩固了皇后之位,因而有孙太后做他的靠山,孙太后不倒,他当然也不会倒。

    虽然一再被正直大臣弹劾,但由于金英得到明英宗朱祁镇和司礼监掌印王振信任,恩宠始终不衰。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季,京师久旱不雨,大理寺卿俞士悦等大臣认为可能是刑狱不清所致,奏请会审刑部、都察院狱,以消天变。明英宗朱祁镇准奏,命金英与三法司堂上会审。会审地点设在大理寺,金英“出则斋敕张黄盖骑导”,在大理寺会审坛上“张黄盖中坐”,尚书及其以下官员只能在左右列坐,即史称“抑九卿于内官之下”,足见金英权势之煊赫。

    金英热衷佛事,自称“奉佛弟子”。他在宣德朝最受恩宠,然宣宗皇帝朱瞻基对宗教不感兴趣,声称:“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诵经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于善,所论天堂地狱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即是天堂,心起恶念即是地狱,所以经云即心是佛。但存心善,即是修行。敢有潜逃为僧者,皆杀不宥。”认为宗教劳民伤财,反对大众弃家舍业去为僧拜佛。因而明宣宗在位时,金英从不敢过分。

    等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金英立即大兴佛事,不惜花费巨资修建了圆觉寺,寺名还是朱祁镇钦赐。不过金英一直希望皇帝能亲自莅临圆觉寺,以为佛寺荣耀,所以努力游说,这次总算借太后生辰契机成功说服了朱祁镇。虽则反对皇帝出行的大臣不少,却还是阻止不了朱祁镇一片孝心。

    杨埙道:“也就是说,造成贼人有机可乘,顺利混入兵部官署,提督太监金英也算是有份。如果不是金英坚持将皇帝、太后带去了东郊,中央官署一带照旧有禁卫来回逡巡,贼人借口送米明目张胆混入兵部官署的机会则要小得多。”

    朱骥道:“这个……似乎有点牵强。就算真是这样,金英也完全是无心的。”

    杨埙道:“无心吗?也许有心呢!莫非朱千户忘了金英是何方人氏?”

    金英正是安南人。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明将张辅征服安南,选了一批俊俏的安南孩童送回中国。这些孩童被尽数阉割后,送入皇宫为奴,其中就包括金英。

    司礼监另一大宦官兴安也是安南人,且其身份更特殊——他本是安南皇族,然在兵祸之下,也遭遇了跟金英一样的命运,成为男不男、女不女的阉人。

    杨埙见朱骥瞪大眼睛,忙道:“我事先就声明过了,这些话是胡说八道,朱千户听听就行。”顿了顿,似是有感而发,续道:“说起来,大明是害得金英国破家亡的大仇人,他兢兢业业侍奉仇人四十年,心中不知何般滋味。”

    他说得兴起,又道:“不过也未必,你看郕王之母吴太妃,不是一样侍奉仇人为夫,还生下了郕王。”

    郕王名朱祁钰,是宣宗皇帝朱瞻基次子。其生母吴氏本是汉王朱高煦侍妾。宣德初年,汉王朱高煦谋反,为御驾亲征的朱瞻基所平,汉王府女眷尽被逮捕,预备押到北京、充入后宫为奴。就在返回京师的途中,寂寞无聊的朱瞻基在俘虏群中挑中了美貌的吴氏。于是,这一路便有了女人的柔情陪伴。

    回京后,因为吴氏是罪囚身份,朱瞻基怕大臣们上书阻挠,不敢公然将吴氏收入后宫,便将她安排在靠近皇宫的一处大宅院中。

    回到紫禁城的朱瞻基重新被成群的嫔妃包围,内中更有至爱孙莼,但他并没有就此忘记吴氏,反而经常微服出宫临幸[14]。后来吴氏生下一子,取名朱祁钰,是宣宗皇帝的第二个儿子。一直盼望多子多孙的朱瞻基非常高兴,册封吴氏为贤妃,但又觉得对不起深爱的皇后孙莼,便让朱祁钰母子继续住在宫外。

    明宣宗朱瞻基病重后,临死前,最放心不下的不是榻前的皇后孙莼、太子朱祁镇,而是宫外的朱祁钰母子,专门派人接他们进宫,当面托付给母亲张太后和皇后孙莼,请她们务必善待朱祁钰母子。此为皇帝最后心愿。孙莼虽因谋夺皇后位而声名不佳,但既应允了丈夫,也当真做到了。她对待朱祁钰母子甚为友好,又让英宗皇帝封朱祁钰为郕王,住在专门为母子二人修建的郕王府中。

    杨埙忽然提及郕王朱祁钰,有以其母吴太妃比照宦官金英之意,然朱祁钰毕竟是当今皇帝异母弟,也是唯一的兄弟,公然议及其母出身,甚至称宣宗皇帝是她仇人,极为不敬。

    朱骥忙提醒道:“杨匠官,你确实有些胡说八道了。”

    杨埙笑道:“这又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语,全是事实,且毫不涉及朝政,有什么好忌讳的?所谓因言得罪,因文得罪,实是因人得罪。”

    明初洪武一朝文字狱阴森恐怖,因说错话、写错字而被明太祖朱元璋杀死的官民不计其数。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亦以高压铁血手段治国。直到明仁宗朱高炽登基,才一改严酷气氛。明宣宗朱瞻基一朝,氛围更为宽松大度。有人不满朝政,到皇宫大门前破口大骂皇帝,被禁卫军逮捕,要以诽谤罪交给法司审判。朱瞻基却道:“古代圣人之世,专设有诽谤木,用来鼓励人们提意见。此人无罪,可以释放。”

    明英宗朱祁镇执政后,也有人因为文字而引杀身之祸。譬如曾有炸雷击坏奉天殿鸱吻[15],朱瞻基因遭此天灾,按惯例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侍讲刘球应诏上言陈得失,写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提出任大臣、罢营作、停麓川之役等十事,多切中时弊,但因所提诸事均与大宦官王振有关,激怒了王振,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

    这时,正逢编修官董磷因要求任太常卿而被王振关进狱中。王振便想通过董磷之事置刘球于死地,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严刑拷打董磷,逼迫他承认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董磷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将刘球的尸体肢解。此为王振残害正直大臣的著名事件。

    朝中大臣听闻此事,皆不敢再上疏言事。只有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心中不平,将王振及其党羽的罪行写成告示,张贴于大街上,结果亦被捕获,以磔刑处死。

    这两例均是因文得罪,亦均与大宦官王振相干。但只要不得罪王振,发发牢骚、谈谈旧闻,并不为过。正如杨埙所言,因文得罪,实是因人得罪。但一旦得罪了王振,修剪树木都会被冠上破坏公物的罪名,待之以重犯。

    朱骥生性谨慎,更对皇权有绝对的敬畏和尊崇,也不会对皇室语出不敬,正想规劝杨埙不要再如此放浪妄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忽听到有人在门前叫道:“有人在家吗?”却是吴珊瑚的声音。

    朱骥愕然一惊,一时难以相信,忙迎了出去,竟然真是吴珊瑚站在门前,手提酒壶,背后还跟着一名仆人,手提一个大大的食盒。

    吴珊瑚道:“家父命我来给朱大哥送些酒菜。”朱骥道:“那个……怎么好意思……”

    吴珊瑚道:“不必客气。”竟毫不客气地推开朱骥,自行引仆人走进堂屋。

    杨埙道:“这么晚了,还有好吃的呀?哈,我喜欢。喂,珊瑚娘子,你怎么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呀?”

    吴珊瑚也不答话,等朱骥进来,便过去将堂屋门关上,随后站在门边,一言不发。朱骥愈发不解,却又不敢多问。

    倒是那仆人揭下软帽,主动招呼道:“朱老弟,是我。”却是吴珊瑚长兄吴瑾。

    朱骥见状大为惊讶,道:“吴兄,你怎么这身下人打扮?”

    吴瑾道:“还不是为了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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