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文化巨人唐君毅190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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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被港台学界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先

    生，公元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宜宾县，在兄

    妹五人中居长。其先祖本为广东五华人，六世祖时移居四川，以制糖起家，渐置田

    产，家道殷实。其父迪风，17岁即中秀才，后曾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佛学大师欧阳

    竟无先生研习内典。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其为学精博，于文字音韵、

    儒家经义造诣高深。曾仿章太炎新方言而作广新方言，并有孟子大义

    一书传世。其为人秉性刚直，不为权倾，不为利折，被欧阳大师称许为“可以适道”

    之人。其母陈大任，早年就学于成都淑行女校（即第一女子师范前身），后曾任教

    于简阳女子师范、成都敬业中学等，不几年即赋闲在家，专事操家育子之责，一为

    人情挚意扑，品性高洁，欧阳大师曾比之为“孟母”其在闲暇之时，偶亦赋诗填

    词，今存诗330余首、词40阙，后辑为思复堂遗诗传世。如此良好家学、家风，

    于唐君毅之成长及一生人格之塑造影响颇大。

    唐君毅幼承庭训，10岁即开始背诵说文解字。11岁时入学于成都省立第一

    师范附小，次年，因其父被聘于重庆联合中学任教而转至该中学就学。在居重庆的

    4年中，唐氏早慧的心灵已开始渐渐显发。据他本人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当他听到

    父亲诵读孟子去齐的一段古文时，刹然间被孟子那种凛然浩气感动得涕泣不已，令

    其父大感惊诧。又因家居江滨，暇时常到朝天门码头前，静观两江（长江和嘉陵江）

    汇合之处之潮涨潮落。因见江中石头忽隐忽现，遂生玄想：被江水淹没后的石头是

    否还存在？对诸如此类看似浅显实则深奥的问题的思索与回答虽不免幼稚、简单，

    但毕竟不再懵然无知。也就是在对他日常生活中所行所思的细心观察中，其父已觉

    察到少年的唐君毅深具哲思的慧根而着力加以培养。此间，他已开始广泛地阅读各

    种书籍。当他读到有关介绍唯识论的文章时，认为唯识所讲“万相皆识所变现”的

    “万法唯识”论很有道理，深契其心；当他读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时，

    又引发了他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思索，认为孟荀皆主性有善恶，不同之处在于孟子将

    人性之恶的一面叫作“欲”而荀子将善的一面称为“心”并据此而著文5000余

    言，自证其说，还与其父辩难不已。尤其是当他读到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一书时，颇多启发。梁氏将人类文化之最后归宿归在佛家一向之论，少年唐

    君毅深以为然，认为人生的最大快乐就是去尽一切欲望。但他又对梁的“直觉”说

    颇为不满。认为如事事皆凭直觉，便毫无道理可言。总之，唐君毅这一时期的勤学

    善思为他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7岁时，唐君毅就读于北京中俄大学，不久又转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时，他经

    常去听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讲演，受益匪浅，但对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论却

    极不赞同。尤其是1927年初，适逢梁漱溟先生受北大之邀作长篇学术讲演，唐君毅

    有幸列座，亲聆宏论，契悟良多，其间还颇得梁先生垂询关照，深感于怀。同年夏

    天，唐又转至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学于著名学者方东美、宗白华等，开始系统

    接受哲学（尤其是方东美的新实在论）训练。其间，著名学者熊十力曾应邀到中大

    讲学，专讲新唯识论。唐君毅亦前往听讲，但由于他正沉潜于西方哲学而对中国传

    统哲学用心不深，故对熊氏所论“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说之精义始终不能领悟，认

    为哲学之义必经由科学之途方能证得，并以此意于课堂上请教熊先生，但熊却笑而

    不答，请其自悟。

    在大学求学期间，唐君毅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方东美主讲的新实在论

    哲学。他后来回忆说：“在大学念哲学，我喜欢实在论，不喜欢唯心论。”他说的

    “实在论”是指英美的新实在论哲学。他说：“新实在论使我相信可能被经验而

    未被经验之潜在的共相一定是有的。当我由相信宇宙间有无数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共

    相，其中包含了无穷之真美善等价值时，使我生了无数的欢喜。”但后来，由于读

    了大受新实在论者攻击的英国哲学家勃拉德莱的著作现象与实在，受其启发而

    去读康德、黑格尔著作“读了黑格尔之精神现象学，才知除新实在论者一往

    平铺的哲学境界外，另有层层向上升高之哲学境界。”由此，他开始由新实在论转

    向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并在他以后的哲学研究中，明显地深受黑格尔的哲学及

    其方法的影响。

    在读大学期间，唐君毅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对人生的看法。他认为，人

    之心灵乃一超拔自觉的生命存在，而物质的身体乃是对此心灵生命的束缚，心灵生

    命常因其自觉性而求超拔于物外。因此，人之生命时常处在自觉的心灵与不自觉的

    物质的冲突之中。而唯有自觉的心灵超脱于不自觉的物质的束缚时，人之生命才进

    达于一至高的境界。而人之心灵超脱于物质束缚的唯一办法乃是“绝欲”只有弃

    绝一切欲望与杂念，才能达到一种类似佛教涅槃的超升境界。

    1929年，唐君毅因故休学一年，返回成都，并在四川大学暂任西洋哲学史教职。

    1932年，在他23岁时，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旋返成都教中学。次年初，又受母

    校之聘，回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1936年始升任讲师。这一时期的唐君毅，年轻

    气盛，雄姿英发，心志齐天，常自觉于宇宙人生之根本真理，早已了然于心，洞见

    无余，足可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其情也真，其气也狂！他还在玄武

    湖畔的无数次缓步默想中，心仪天地。神通万古，终于悟得“精神生活之至极者，

    则为圣为佛”慨然有希圣之志！

    此后数年，他置身于教育学术界，驰骋古今，会通中西，为弘扬佛学，为中华

    文化之返本开新而覃思竭虑，矢志不渝。1939年，在他31岁时，始著人生之体验

    一书。书中博采中西先哲之言，直陈人生理趣，以透显对人生光明一面之柔情，并

    以梁启超诗句“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之意为理想人格之归宿。不久，

    他又写成道德之实践（后收入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提出道德的本质为

    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超越现实的自我。1941年，唐君毅在重庆结识牟宗三，因

    谈说甚为相契，遂结为知己，终生不渝。1944年，唐君毅升任教授，并被全系教师

    椎举担任中大哲学系主任。同时，他正式出版了人生之体验与道德自我之建

    立。在后一部书里，他从道德生活之本质＼道德自我之根源及人心之本体等三方

    面立论，明确提出了超越自我，于当下一念中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建立道德自

    我的中心思想。书中所论，皆是他顺着自己向内向上之性情，以开启人生之智慧，

    完善道德自我，确立人生方向。其言纯恳真挚，情理交融，充分体现出作者那种超

    拔向上之道德劲力和醇厚挚美之道德心灵。从这两部书中，透显出作者那种真切深

    微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表现为一方面反观自己，一方面又照察人生全幅的内容和

    整个过程，表现出一种超拔不俗的内向反省和向上提升，内中所显示的，不止是理

    想主义的情调，更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精神。牟宗三读此二书时，曾赞叹之为

    “精诚侧但，仁智双彰，一是实皆理之流露，而并世无两者也。”（牟著认识心

    之批判序）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唐君毅的思想已趋于成熟。

    1947年秋，唐君毅因中央大学无理拒聘其好友牟宗三而愤然离去，转任无锡私

    立江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9年4月，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与钱穆先生联袂南

    下赴教职。当此之际，国民党败势已定，全国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怀疑虑，遂于8月

    离粤赴港，并发表至圣先师孔子二千五百年纪念一文，重塑孔子之世界地位，

    称孔子之精神不止于对真理的追求与虔敬，还有继承过去文化，重建当时文化，开

    启后世文化的宏大气魄。文中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承担感。同年10月，

    为了给离开大陆到香港的青年学子以继续学习的机会，唐君毅应钱穆之倡，会同张

    丕介、程兆熊诸君在香港创办文商专科夜校。次年10月，改夜校为日校，并将校名

    改为“新亚书院”寓“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钱穆明确提出书院的宗旨

    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

    通世界东西文化。”显然，新亚书院无论在教育宗旨还是在方法上，都力图把中国

    传统的书院教育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学院教育结合起来，目的在于把对学生道德理想

    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训练结合起来。

    新亚书院创建初期，条件极为艰苦，仅有极简陋之教室两间，别无其他任何校

    舍及办公设施，但创始诸君以“延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怀横通天下、纵贯百世

    之心，起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伞，筚路蓝缕，全不计个人得失，表现出了艰苦卓

    绝的精神。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日益光大，成就渐为世所瞩目，其精神更为

    世所钦佩。后来终于得到美国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捐助合作，使新亚初具规模，

    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新亚书院是唐君毅后半生倾心倾力之地。创院之初，他即担任教务长、哲学系

    主任等职并倡导设立文化讲座，除他亲自主讲外，还多方延请文化学术界之名宿担

    任，前后四五年，达139次之多，成为新亚独具特色的教学形式。作为新亚的创始人，

    唐君毅的目的绝不仅在一般性的办学育人，而是意在将新亚办成一座宏扬中华文化

    及其精神价值的堡垒，因此，他极为重视新亚的教育方针。并极力塑造一种新亚精

    神。他在1952年发表的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亚精神的中心

    主旨是“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其精神理想在于“一方希望以日新又

    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为神奇，予一切有价值者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

    求与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

    界。”也就是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以宏扬和创新中国文化为最高理想。正因

    为此，新亚同学都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钱穆为“圣人”（孔子），唐君毅为“亚圣”

    （孟轲）。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西方文化居统治地位的香港，

    唐君毅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凭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执著态度，动心忍性，以传教士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维护、宏扬中国

    文化。多年来，他履艰忘危，居约事大，宠辱两忘，专志于新亚之建设与发展。19

    63年9月，为满足香港华人社会之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和教

    会办的崇基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经过唐君毅的据理力争，新成立的中文大

    学实行联合制，使各成员学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

    教育精神也得以保持。唐君毅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

    席，还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67年又受聘为新亚研究所所长。然而，中大

    成立后不久，其措施即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

    使新亚又陷入新的艰危困顿之中。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新亚行政和教学的独立

    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龃龉，矛盾日深。其间，钱穆

    因不满于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

    疾，不久即去世。当时，另一位新儒家重要人物徐复观曾著文说，新亚是凭着钱穆

    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和张丕介之顽强精神来支撑的，而如今一去一逝，遂使唐君

    毅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的苦境。1973年，中大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

    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完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为此，新亚研究所在19

    75年正式宣布脱离中文大学而独立，唐君毅继续担任所长，决心“将新亚精神带出

    中大”1976年12月，因反对中大改制彻底失败，新亚书院董事会钱穆、唐君毅等

    9人联合发表辞职声明，宣布退出董事会，唐君毅还在刊物上撰文斥责香港政府“背

    信食言”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艰难、紧张的办学同时，唐君毅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

    机会。他曾多次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举行的第

    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此后又在1964年出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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