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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父三槐植院中
王儿拜相列朝公。
唐皇幸访九居宅
张姓沿传百忍风。
扩业增荣家族旺
弘前垫后子孙隆。
国民治理从推见：
哪有党人嫌祖宗？
（2015－12－29午前，于南通市德民花苑。）
注释：1。解题，记得父母过世，儿女守灵，夜深气寒，油烧灯暗，风动树影，脊背未免怵然；惟有景珍姐泰然，她说：“哪有父母不爱儿女？哪有祖宗加害子孙？”于是大家释然。中国儒家伦理与民间传统习俗：一年之中，每逢清明、中元、冬至、除夕，都要祭祀祖先，且有“早清明，晚过冬，七月半的祖宗王儿等不到中”的口谚。诗为回忆每年除夕之夜祭奠祖先，于烟雾缭绕之中浮想联翩：联想到祖宗与后裔之间，心有灵犀、魂魄相通，根脉粘连、事业承续，毁誉同享、荣辱共当，彼此完全信任，本无矛盾利害，何来此消彼长？若是故设今古隔阂，谬称尊古妨今，岂非无端生非、庸人自扰？由此感悟持家与治国，道理原本相通，油然有此赋焉。荣生按：生张姓，妻王姓，都是天下大姓。旧时张姓的堂联是“太原世泽，百忍家声”；王姓的堂联是“太原世泽，三槐家声”玲夫人曾打趣说：“王张江姚，咱家占了两个！”2。首联，追溯王姓“三槐”堂联的来历，谓祖宗对于后代，总是期望他发展进步。三槐，见辞海词条：宋史－王旦传：祐（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王祐次子旦作宰相，世因以“三槐”为王姓的代称。3。颔联，追溯张姓“百忍”堂联的来历，谓后代对于祖宗，总是承扬其基业家风。百忍，见辞海词条：旧唐书－刘君良传：“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封建家族制度，聚族而居，易起纠纷，非百般忍耐，不能相安。后来张姓常以“百忍”为堂名，本此。4。颈联，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流年年只相似”人类社会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前人为后人奠基，后业把前业光大，有所继承有所创新，从而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5。尾联，卒章显志，即事生发，谓“治大国如烹小鲜”（语出老子），治国理民的大道理，与修身持家的小道理，原本互联互通，可以转相引悟。党人，指中国共产党人。祖宗，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嫌，本作怕，为避“孤平”换。
荣生按：（平和地说理。核心观点：毛邓相承，古今一体。）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页）国内外政治势力深知中国人民只要团结一致，中华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世界列强瓜分中华、阻遏复兴的迷梦就没了戏。所以，它们就在离间和分裂中国党和人民的团结统一上，处心积虑，做尽文章。
我不能知晓超级大国搞垮新中国的具体谋划，因为它锁在蓝德公司的绝密箱里。但我能推断，新中国的敌人深知：“挖树要挖根”“斩草要除根”；搞垮新中国，要从刨根着手。所以他们费尽心机，变换手法，就像骗子万变不离骗钱一样，他们万变不离攻击新中国开国领袖，始终围绕着倒毛颠共做文章。有人一语挑明：“美国人恨的不是中国，而是共产党。”根据政治学－政党学的原理，领袖只是群体的召集人与代表。例如人民称赞习大大，不是仅仅歌颂他个人，而是同时拥戴他所带领的现任党中央集体；同理，抹黑毛爷爷，也不仅仅是贬损他个人，而是同时否定他所带领的首任党中央集体。习总书记看得明白：“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引自报刊文摘2014年10月10日第3480期）
别有用心的人知道，离间是分裂中国党和人民的最好策略。所以他们无孔不入，在离间毛邓关系上大显身手。有的人甚至提出：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和宪法上的毛泽东名字，都应当去除，或者换掉。
对于毛邓之间关系，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学术上可以有不同解说。但是，从政治上（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全党、全军、全国的整体、大局、全局），从党复兴中华的宏图伟业上，从中国各族人民整体长远利益上，我们只能采取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之间虽然有着重大的政策变异（例如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全国人民同步富裕到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但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仍是传承关系。正如乾隆宠幸和珅，而嘉庆诛杀和珅，并不影响他们是父子相承一个理儿：时代语境不同，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容有改变。党中央正是这样定义的：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是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她与毛思想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江选第2卷，第9页，第12页）这也符合小平同志自己对毛邓之间关系的论断：“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选第2卷，第300页）年届耄耋，他特别强调：“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邓选第3卷，第317页）
自作聪明的人和鼠目寸光的人，刻意标榜自己仅仅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事业的传人，而不同时是新中国、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事业的传人，显见其健忘了邓小平的教导和江泽民的论述。
中华复兴，指望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会发善心，放我们一马，只是书生的浪漫。别说东西方列强不可能是“永久朋友”；就是第三世界里，除了抬我们进联合国的亚非拉穷国是真朋友，其余的不乏风吹墙头草，有奶便是娘的。有道是“屁股决定脑袋”任他是谁，坐在美国总统宝座上，都不会主动放任竞争对手“坐大”他们心里明镜似的，就像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明白宣示自己知晓对手是谁：“天下英雄，使君与操耳！”尼克松尊敬毛主席，但回国后仍然写出了1999，不战而胜的书；奥巴马礼遇习主席，但握别后照旧派出了搅局南中国海的舰队。这没啥蹊跷，这是“元首各为其国”“政治家各为其主义”的政治学铁律使然。
中华复兴，可以放胆信任，可以放心倚靠的：只有祖宗，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基业、经验和精神力量；只有人民，他们是发展经济、加固国防的强大物质力量；只有后代，他们是接力未来、实现愿景的永续潜在力量。
新右派喋喋不休的拿手好戏，就是割裂并且对立邓时代与毛时代，割裂并且对立当局统帅与历史统帅，割裂并且对立强国之路与立国之本，割裂并且对立富民强国与共产主义，割裂并且对立少数人先富与全体人共同富裕。其要害与本质，是离间并且疏远党与最广大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削弱并且蚕食共产党人长久执政的社会基础。
影响所及之一，是正面反映毛时代成为文艺的忌讳。把改革开放与曲折探索对立起来的效果，是使今天的托尔斯泰和曹雪芹们视写作反映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为雷区畏途。暴露黑暗吧，有违历史真实，有悖文人良知，最广大的草民读者不认可，写了等于没写，因为伪史虽行不远；歌颂光明吧，有所疑忌，有所畏惧，怕被说成拥毛反邓、影射改革开放，说不定招来啥子祸福。其实，真要有人写出了史诗巨制，未必不能问世。理由是，被西方认定是极权暴君、没有优点的斯大林，尚且亲准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出版，并于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须知书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不是苏维埃正面英雄，而是参与反革命军队并最终失败的“中间人物”；斯大林看重的，也许是这部书明暗兼书、全面立体反映1912－1922年那个波澜壮阔斗争时代的史诗价值。有鉴于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深痛教训，我们的书检机构只会做得比斯大林更好，是确定无疑的。
影响所及之二，是毛思想似乎由官方的显学，变成了民间的俗学。曾几何时，耳熟能详的红色歌谣从权威媒体消失了。在国父手创的国度里，轻容易听不到反映他的歌声了。尤其是在他的生日与死日，媒体不约而同讳莫如深。而那些带有时代烙印、百姓心声、民族风格、民歌特色的优美旋律，曾经是那样悦耳动听，那样亿民传唱，那样家喻户晓，被全世界看成新中国政通人和、朝气蓬勃的象征。现在要听老歌，罕见有官办的专题音乐会，要听得到民间去：一是微信私传，二是家庭私唱。有人设想，假如一年之中，能在国父诞日，报纸有一行文字，电台有一首歌曲，电视有一段影像，藉以酬古告今，慰祖励民，该有多好！有人反对说：“有功国家的人多着呢，怎样平衡？”“专家教授”正是以同样理由，在1999年版辞海里，摘去了“毛泽东”词条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头衔的。这不是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胸怀，而是流氓无产者绝对平均主义的肠肚，所谓“不带我，闹散伙”“要么大家都上，要么一个弄不成！”照这样逻辑，天安门城楼得挂满全部的伟人像，人民币要恢复老人头，或者增添老人头，或者干脆改用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图案，否则咋摆得平？
影响所及之三，是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日渐淡薄。人为发醇的毛邓评价之争，使不少的人群厌恶了政治，疏远了政治，淡漠了政治。这正是超级大国蓝德公司需要的效果，它们就是要搞乱中国人民的思想，以便扶植买办，浑水摸鱼。空头政治不好，但一味声色犬马，成天吃喝玩乐，虽能刺激消费、助益经济，但不利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古代进步思想家批评愚民政策，主张强化民众的国家意识，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980年代，笔者到南通盐业公司供职，长桥南边坐西朝东有间烧老虎灶的开水炉，老板姓王。有一次，他忽然撩起围裙，擦擦锹煤入炉的手，对笔者说：“过去的人太左了，现在的人又太右了！”民众政治意识日渐泯灭的最终结果，倘若有野心家、阴谋家搞“颜色革命”军队和人民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眼睁睁默认既成事实，连旧小说里“诸侯勤王”的举动也不会有，那样，前苏联“八？一九事件”曾经上演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
人们攻击毛的第一枪弹是所谓“个人崇拜”其实，在中共党史上突出个人，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首先，国民党为了统一各派军阀，大树特树蒋介石的绝对权威。与此相对应，共产党内既为了与蒋分庭抗礼，也为了统一革命根据地各山头的政策策略，需要立一个把党的意志“人格化”的精神领袖，用以寄托信仰、凝聚力量、鼓舞斗志。1970年，毛就战争年代树立领袖的做法，向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解释说：“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6页）由于革命战争胜利，人民发自内心敬仰领袖，共产党、毛泽东的威望空前提高，使得战争年代突出领袖的做法在建国以后自然延续。1956年后毛退居二线，刘邓在一线，逐步发生了在一线工作的同志“不听他的话”的现象（参见邓选第2卷，第301页）。为了巩固核心地位，毛一度放任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但在文革后期，毛亲自加以收束，明确指出“崇拜得过分了”“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提出“总有一天”要把所谓的“四个伟大”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效果是明显的。（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175页）从政治学的法则看来，一党、一军、一国，有一个精神领袖，对于凝聚人心、统一意志，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小平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选第3卷，第310页）。反对个人崇拜是对的，但是扩大化、普泛化、绝对化，有害无益。为图没有个人崇拜的虚名，甘受一盘散沙的实害，显见其迂阔不足取也。这只要看最早发明反对个人崇拜的地方，已经亡党亡国20年了，就能明白。适当地突出核心，坚决地维护领袖，关键是要把握在必要合理的限度以内。
人们攻击毛的第二枪弹是所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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