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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色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通鉴之核心。张须在通鉴学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此外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
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64：“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
另外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却也全文照录。
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后人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
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但是无论如何资治通鉴在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司马光也曾为这部史书耗尽心血，以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具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历史价值，虽有瑕疵，却也瑕不掩瑜。与司马迁的史记，可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两大不朽巨著，正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也曾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杜睿如今要剽窃的便是这部历史鸿篇巨著，虽然他的功底与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有了后世的经验教训，以及眼光，却也有自信将这部书当中的一些瑕疵抹去，使资治通鉴更加完美。
“从今日起，本少爷要闭关修炼了，没有要紧事，谁也不要来打搅我！”
宣布完这件大事，杜睿一转身便进了书房，只剩下一众人等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然后各自散去，忙自家的事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