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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脸陷落于阴影。
vcd放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二十岁的我没有流泪，只觉得故事有些意思，仅此而已。
卡佳沉默了两个多钟头，没去过洗手间，也没说话。最后，片尾曲响起“亚历克桑德拉……亚历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着她低垂的眼皮。跟我说说莫斯科吧？
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最好别知道，否则会后悔的。
她的目光别向房间尽头，仿佛墙上晃动一扇无形的窗，推开就是那座冰雪覆盖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顶之城、无数次被烧毁又无数次重建的不死之城。而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一部电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电影学院留学，学习电影导演与编剧。
在拉紧窗帘幽暗静谧的顶楼房间里，从她嘴里说出的前尘往事，像胶片放映在霉烂开裂的天花板，纤尘不染的地板，迷宫般的书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电影学院。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名的女导演。
学电影很有趣吧？
看电影和拍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吗？对，你不会知道的，他的电影怎会在中国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个很奇怪的人。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会拍出特立独行的电影，就像他本人那样。
他的才华比你还多吗，卡佳？
小东西，你说什么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并论？别侮辱一个天才！听我说，很多人只有到老了的时候，才会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华。当你还年轻，如果有幸发现，千万不要让它溜走。
当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悦，而是蹙着眉头说，你越来越会说话讨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你，记住了吧，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讨我开心！1958年，每个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我——电影学院乌黑长发的卡佳，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朝鲜和越南的留学生，也经常到电影学院来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们？
你怎么知道？
卡佳，你到现在也是这样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个骄傲的人，不是吗？
哈，你越来越了解我了？不错，但我并不讨厌他们，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除了某些人。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他可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时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他经常请我去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欢他？
对，但我最爱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啊！你是嫉妒了吗？我可不会让他碰我一根手指头的！
嗯，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觉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还有一个人，他叫米哈伊尔，但是苏联人，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海水般的蓝眼睛，个子比我高整整一个头。
他很帅吗？
差不多，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电影演员，跟他聊了半天电影学院，才知道他是国际象棋运动员。他爸爸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妈妈是芭蕾舞艺术家。但我不喜欢他，虽然迷恋过他的脸。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里长大，冬天暖气烧得火热，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样美好。他太有教养了，说话彬彬有礼，每次在餐厅吃饭，他总纠结于每道菜的细节，克里米亚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对做菜一窍不通，真想把一盆红菜汤扣在他头上！我可不希望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记住了吗？
嗯，卡佳。我故意把声音调粗一些。再说说那两个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尔？
他们各自向我求过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绝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没有你真正喜欢的男人？
卡佳又不说话了，陷在沙发中半晌，摇摇满头的白发说，有的。
他是谁？
出去吧，今天你问得太多了！而我说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吗？记忆就像是一杯水，当你不断地饮用这杯水，总有杯底朝天的时刻。
莫斯科究竟长啥样？我想起看过的各种苏联电影，想起小时候妈妈单位对面的东正教堂，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逼。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