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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必须装配的火警设备，其敏感程度简直比猎犬的鼻子还灵。许多房屋略微多一些油烟，或有人抽烟，警报就会自动响起。声音之大、之刺耳，足以让绝大数人不堪忍受，夺门而出。若是宿舍楼这种集体居住的情况，往往还会连累全楼人，动辄个把小时不得安宁。据说有人住的地方三天两头响火警，有时竟然是在夜里两三点钟。
在英国住得越久，越发觉，为了避免个体可能出现的损失，英国人是非常不怕麻烦的，他们常常会做一些在中国人眼里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火警即是如此，还有许多别的事例。像春节前英国曾下了一场大雪，为此交通部门居然中断了长途汽车的运行，大费周章疏散人群改乘火车。当晚我们学院的一次晚宴也因此取消，据说是怕造成宾客开车途中的危险。院方不得不逐个打电话通知、致歉、安排改期。连下午茶的热巧克力和甜品翌日都断了供应，厨房的工作人员跑来解释说，这些食物是每天由专人送来的，今天天气不好，就暂停一次。这样的考虑，也是怕造成送货人员的不安全吧。
?地图
留学英国，我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学会了看地图。在北京二十年我是几乎没看过地图的，除了地理课上在中国地图上辨认山西与湖南，在世界地图上辨认五大洲四大洋。久居一座城市会使人变得懒惰，因为你以为已对这个地方熟悉得不用再动脑筋。偶有不熟的地方，就搬出爸爸妈妈这些“北京通”来问。然而突然之间，置身于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没有一条街道相熟，没有一座建筑了解，甚至连东南西北的方位都搞不清楚，我能做的只是张嘴去问擦肩而过的路人，和仔细端详手中的那张地图。
其实英国的城市都不大，即使首都伦敦也还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但与经过了元明清若干代帝王人工设计的北京城不同，英国城市没有四方规整的城市框架，罕有横平竖直的笔直大道，地形繁复，街巷混杂。更有甚者，贵如伦敦，却是街道狭小，一点儿没有想象中“国际大都市”的气派。当我怀着崇敬的期待去瞻仰那条相当于北京王府井的牛津街（oxfordstreet），才失望地发现它十余步即可横穿，还不及扩宽前的平安大街宽阔。最令人困惑的是，英国城市的单行线街道奇多，这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实在是太不方便了，以为下车的街对面就应是回去时上车的车站，找来找去才发现，车站竟然需要穿过一条小巷，在另一条街的一个毫不相干的角落。
在北京，我早已习惯了一切以发展建设为基准的准则，认定其他东西都不能够影响城市、道路规划的实施。为了拓宽一条马路，建好的高楼大厦都可以炸掉。可是在英国，人们的认识却与此恰恰相反，强调任何新的设计、规划都不能影响已有的物件，因为每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是英国人最为看重和引以为豪的。所以英国城市的街道极为复杂混乱，为了一栋老房子、一座教堂，甚至一棵原本可以砍掉的老树，一座原本可以挪走的石雕，本应顺畅的马路偏偏要分成两段迂回的单行线，来往车辆绕一个大圈，上下班高峰时堵上十几分钟。伦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具代表性。
所谓“国际大都市”的称谓，其实不是指伦敦的外在，而是内质。漫步在市中心，就不由感慨街上人流之混杂，白人、黑人、黄种人，几乎平分秋色，耳畔响起的除了南腔北调的英语，还充斥着其他各种能辨认得出的和无法辨别的各种声音，法语、德语、日语、普通话，粤语走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因为在我身旁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非英语民族。没有人会因为我黑发黑眼，一张中国人的面孔就对我好奇地多看一眼。我安静地走着，第一次这样清楚地同时意识到自己个体在世界布景下的鲜明，和自己与全世界的贴近融合。北京近年也打出“国际大都市”的旗号，但相较之下，北京距离这“国际”二字尚有不小的差距。
但这种国际化的人员分布为我在街上问路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常常是当我迎上去问哪里哪里应该怎样走，对方笑笑说我们也是刚来的。其实如此复杂的地形，即使是本地人，也常常搞不清楚。一次我和朋友在唐人街附近迷路，问了四、五个人，竟指给我们四、五种截然不同的路径。
所以在这儿，很多时候求人不如求己，问人不如问地图。兜里揣着一张地图，看着一条街名就能很快找出它的位置来，是种基本的生存技能。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保护问题，英国城市的地形变动很少，地图不像在北京那么容易“过期”加之又做得精细，连很小的巷子一般都可找见。更为方便的是把印刷品和网上地图结合使用。我一般要去不认识的地方前，先在英国的地图网站上输入街道名称或邮政编码，该地区的具体街区图就会显示出来，再拿出掌上地图对照着找出大方位，心里便有数了。剑桥的网上地图做得尤其好，不但标出了具体位置，还提供联接，方便人们直接到要去地点的网页了解更多信息。
有了这样的经历，现在我可以狂妄地说，你把我扔到世界上随便哪个地方我都不怕，只要给我一张当地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