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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着，像一堆尸体。我问这个送面包的人是什么军衔。理发师说，什么军衔都没有，那套制服大概是什么人传给他的，或是他偷的。拥有这么多面包，置身于这么多饥饿之中，他需要制服来赢得别人的尊重。
推车有两个高高的木轮和两个长手柄。它像是老家磨剪子的师傅们走街串巷时推的车。整整一个夏季，他们会辗转于各地。送面包的人只要离开推车一步，就会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说，他的一条腿是木头做的假肢，是用铲柄钉在一起而成的。我羡慕这个送面包的，他虽然少了一条腿，却有许多面包。理发师也目送着面包车，他只体会？半饥饿的状态，说不定间或还会跟送面包的人做点交易。就连腹中饱足的图尔?普里库利奇也会目送着他，也许是在监视他，也许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总觉得理发师想转移图尔?普里库利奇对面包车的注意。不然的话我没法解释，怎么会我刚坐到椅子上，他就说：我们劳动营里真是鱼龙混杂呀，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就像是住旅店，会暂时一起住上那么一段时间。
那时我们还在工地上干活。像“鱼龙混杂”、“旅店”、“暂时”这些词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理发师并不是劳动营负责人一伙的，但却享有特权。他可以在理发室里住和睡。我们？在工棚，成天和水泥打交道，脑子里已经连一个笑话都没有了。白天，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也没法独享理发室，我们都在那里出出进进。不管有多么惨不忍睹，他都要给我们理发剃须。有些男人照镜子时哭了。月复一月，他看着我们进出他的门，变得越来越形容枯槁。整整五年他都清楚地知道，谁还会再来，虽然已经瘦得一半是蜡做的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谁再也不会来了，因为干活太累了，思乡成疾，或是已经死了。我可不愿意忍受他所看到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不用忍受工作大队和那该死的水泥日子，也不用在地下室值夜班。他？我们的憔悴所包围，但却没有彻头彻尾地被水泥所欺骗。他必须要安慰我们，我们也在充分利用他，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饿坏了，思乡成疾，脱离了时间，也脱离了自己，跟世界不再有任何关系。应该说，这世界不再和我们有任何关系。
当时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吼道，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旅店，只有水泥袋。然后我踹了凳子一脚，差点踹翻了。我接着说：您在这里是旅店老板，恩耶特先生，我不是。
雷奥你坐下，他说，我想我们是以“你”相称的。你弄错了，老板的名字叫图尔?普里库利奇。图尔从嘴？伸出粉红的舌头，点点头？他傻透了，还觉得自己是受了恭维，对着镜子梳梳头发，吹了吹梳子。他把梳子放到桌上，剪刀放到梳子上，然后又把剪刀放到梳子旁边，梳子再放到剪刀上，接着就走了。图尔?普里库利奇到外面之后，奥斯瓦尔德?恩耶特说：看到了吗，他才是老板管着我们，不是我。你还是坐下吧。搬水泥的时候你可以一声不吭，我却得跟每个人都说点什么。你该感到高兴才是，你还知道旅店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熟知的一切早就变了样了。是啊，一切都变了，除了劳动营，我说。
那天我再也没有坐回去，固执地走开？。那时我还不愿意承认，我其实和图尔?普里库利奇一样虚荣。恩耶特跟我讲和的态度其实没有必要，却让我很受用。他越是求我，我走得就越坚决，胡子都可以不剃。脸上的胡子茬儿让水泥变得更加无法忍受。四天以后我又去了他那儿，坐在凳子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工地的活儿把我累坏了，他那句关于旅店的话我都无所谓了。理发师也没再提这事儿。
几星期之后，有一次，送面包的人把空车拉出劳动营大门时，我又想起了“旅店”这个词。我突然喜欢起它来，并不厌其烦地用着。我刚卸完水泥，下了夜班，像牛犊一样缓步踱过清晨的空气。工棚里还睡着三个人。我？那样脏兮兮地躺到床上对自己说：在这里住店的人都不需要钥匙。没有服务台，开放式住宿，就像在瑞典一样。我的工棚和箱子总是对外开放的。值钱的东西是盐和糖。枕头下面是干了的、从我牙缝里省下来的面包。它太宝贵了，自己都会看好自己。我是瑞典的一只牛犊，每次回到旅店房间时，牛犊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它先要看看枕头下的面包还在不在。
这半个夏季我都在搬水泥。我是瑞典的一只牛犊，下了白班或夜班之后，脑子里就在转悠旅店的事。有时我禁不住偷偷乐，有时这旅店会自己、确切地说是在我心里可怕地轰然坍塌，泪水直涌上来。我想要？作起来，但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这该死的词“旅店”！整整五年我们都紧紧挨着生活在一起，像在集合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