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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生有两个端点是自己不能够选择和主宰的——一个是出生，另一个是死亡。
我的生命，从出生起便被注入了悲剧的色彩。
视力残疾的人是最痛苦、最凄惨的，我就是带着这一沉重的阴影开始了漫漫人生苦旅的跋涉。
我就如同是一棵长在岩缝里的树，没有优越的生长环境，没有充足的施展空间，但仍是顽强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一方领土，默默地，吐露着绿色的讯息。
然而，老天爷对我的折磨并没有仅此而已。它的残忍并不是因为把好东西藏起来了不给你，而是把好东西很慷慨地给了你，让你品尝到了其中的美好和快乐，之后，再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把这些东西不客气地收回去，而丝毫不顾忌你的感受。
十六岁，我的双耳听力急剧的下降，很快就严重到了必须佩带上助听器才可以听得清楚别人说话的地步。十年之后，又因为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而导致下肢完全瘫痪，从此以后只能在轮椅上苦度余日。
老天爷一直在跟我开玩笑，这个玩笑越开越大，越开越多。健康的身体，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拥有，而对我来说却是梦寐以求的奢望。在人生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年龄里，我呢，却成了一个离开放大镜便看不清楚书上的字迹，离开助听器便无法听到周围的声音，离开轮椅便寸步难行的人。
经历了一连串的坎坷风雨，不仅练就了我喜怒哀乐不善言表的沉稳性格，而且也让我对生命、对死亡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与感悟。
今后的生活对我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我在想，不停地在想。
2
我使用的第一个放大镜是在上小学的时候爸爸给买来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看书写字时，它便是我最为得力的好帮手。
在我十四岁的那年春天，平静的生活波澜骤起，滔滔的洪水汹涌而来——
左眼持续不断的疼痛让我在二十天的时间里连续接受了两次手术，而且，这两次手术都是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实施的。手术后，为了预防伤口感染，我每天都得往眼底注射大剂量的消炎药水。因为针是打在眼球上的，眼睁睁的看着细细长长的银针对着我的眼球直刺下来，当时内心的感觉绝不是“害怕”两个字所能够概括的。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和胆怯，我拼命地哭着喊着挣扎着，然而，我的力气实在是太小太小了，怎么也抵不过按在我身上的一双双大手。我的抵抗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让一双双大手把我抓得刚紧爱得更牢。当针尖刺入眼球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的不仅仅是钻心刺骨的疼痛，还有一种被俘虏了的屈辱和一种束手无策的恼怒。
注射下去的消炎要水一时无法完全被吸收，我的整张脸都肿了起来，不要说吃饭，就连喝一口水都是疼痛钻心。撕心裂肺的疼痛使我的情绪处于一种极度的癫狂状态，整个人如同是一只狰狞的小野兽，怎么也安静不下来。竭斯底里的折腾不仅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而且也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
“别忘了，你的眼睛本来就不好，要是再这么没完没了的哭闹，岂不更是雪上加霜吗？”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蛮不讲理的拳打脚踢来回应医生的告戒。
“如果你愿意继续做手术，愿意永远打针，那你就哭吧，没人拦着你！”说完，医生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
“不，我才不愿意呢！”我哑着嗓子大吼。
是的，我一定要快一些好起来，一定要早一点儿逃离开这个令人胆颤心惊的不安全地带。既然哭泣对眼睛伤口的恢复是极其不利的，那么，我就只有拼命地咬着牙克制着、忍受着、等待着，等待着暴风雨过后，亮丽的彩虹挂在碧空如洗的天际。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左眼完全失明成了无可挽回无法避免的事实，所有的挣扎也都随之停止平息了下来。面对残酷的打击，我竟没有掉一滴的眼泪，表现出了一种与十四岁的年龄不相符的平静与坦然。是的，流泪只是一种宣泄的方式而并非补救的措施，它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老天爷不会因为你哭泣而大动恻隐之心，相反，它会因为你的懦弱而变本加厉。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右眼依稀尚存的微弱视力冲淡了左眼失明的痛楚。倘若唯一的这一线光明也不管不顾的弃我而去，倘若铺天盖地的黑暗将我完全吞噬，我是否还能够平静得不掉一滴眼泪呢？
绝无仅有的东西总会显得异乎寻常的宝贵，越是宝贵的东西，人们对它就越是小心谨慎，生怕会出现什么闪失和意外，会遭遇什么不测的风云。
就在这个时候，家人又给我买来了一个放大镜。和先前的那一个比起来，它的放大倍数要略高一些。
“你是不是总觉得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模糊一片？”每当有人这样问我，我总会一脸茫然地反问道：“什么叫模糊？”
我看不到小鸟跃上林梢呼朋引伴时的神态，看不到成群结队的小蚂蚁忙着搬家时的景象，看不到石子投入小溪激起的一圈圈涟漪，也看布道夜幕中调皮的星星和月亮圆缺的变化。从我记事时起，世间万物在我眼前呈现出的就只是大致的轮廓，是粗线条的，难道这就是人们所指的“模糊”吗？我亚根儿就不知道与这种“模糊”相对应的“不模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有比较自然也就少了许多的痛苦和烦恼，反而觉得世间万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嘛。我能够分辨出物体的形状和颜色，能够看到路面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能够借助于放大镜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这不是挺好的吗？
随着日子一天天一年年的过去，我唯一的一点儿视力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好转的迹象但是也并未发生什么恶化的征召，就在这种相对的平稳的状态中，我几乎忘记了那颗一直潜伏着的却是始终不曾炸响的炮弹，忘记了随时都有可能从天而降的害人的凶险，以为这种平静和稳定的状态会永远的持续下去。
石破天惊的雷声总是会在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轰隆隆地压过来，直振得人心惊胆战、手足无措。
当病中的我从昏睡中醒转过来，睁开眼睛，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面前的雾气好浓好重啊，如同是阴沉沉灰蒙蒙的屏障，使近在咫尺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浑浊龌龊的阴影，就连房间里日光灯雪亮的光束也显得黯然失色，墙壁上挂着的色彩明艳的水彩画也变成了一团蒙蒙胧胧的影象。
我又把头转向窗外。
过去，每当夜幕低垂时，我总喜欢望着对面楼房里透出的万家灯火浮想联翩，想象着在透出橘黄色光束的居室里一定不致得温馨而又甜蜜，透着雪白色灯光的屋子一定被勤快的主人打扫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透出淡蓝或浅粉彩色亮光的小屋里住着的人一定是文静儒雅、心灵手巧。
我的视线来来回回地游移着，急切地找寻着记忆中熟悉的光影。
然而，那一扇扇如火柴盒般的小窗，那一盏盏如星斗般的灯火，怎么彼此连成了一体、漫成了一片了呢？怎么全都在迷蒙的雾气中变得面目全非了呢？
我抬起手背一个劲儿地揉眼睛。
可是，皑皑的雾气依旧是悬浮着，像是凝固住了一般，怎么也散不开、赶不走。
3
如果说眼睛的病痛对我身体的耐受力是一个莫大的考验，那么，双耳的失聪对我精神的承受力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耳科诊疗中心，医生对我的双耳进行了一系列繁琐而细致的检查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对忐忑不安地站在我身旁的父母说：“给孩子佩一个助听器吧。”
我就像是一个没有任何意识与思维的木头人，任凭别人操纵着、摆布着。
医生的手绵软而又温热，他给我把助听器摆正、戴好，又小心翼翼在调试着音量。
当一个尖利的声音犹如一段软木从沉寂的湖水中冒了出来，我被吓得从椅子上梦地弹了起来，双手不知所措的捂着耳朵，脸上充满了恐惧慌乱的神色，眼眸中喷射出熊熊的火焰。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和我以前没戴助听器时听到的声音不一样？”
是的，从助听器里穿出来的声音嘈杂而又浑浊，让我简直分不清它的方向，辨不出它距离的远近。那声音似乎是隔着重山峻岭传过来的，又似乎是紧贴着我的耳朵喊出来的。
是不是所有经过加工修饰的东西都会失去原汁原味？似是而非的改变了本来的模样？
“孩子，棱镜一点儿。”医生拍拍我的肩，和颜悦色地安慰道“等时间长了就好了，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适应的。”
这可真是无稽之谈！不是助听器来适应我的耳朵，而是我的耳朵要去适应助听器！
我用手摸着耳背上明显鼓出来的一块东西，狠狠地把它揪下来。
“我才不戴这个怪模怪样的玩意儿呢！”我声嘶力竭地喊着“戴上它，会招来别人诧异的目光，会好奇地对我刨根问底！”
这目光和言语会如同锋利的刀子一样把我刺得遍体鳞伤。难道在听力缺失的同时，我还要让自尊心也蒙受伤害和屈辱吗？
医生走到我面前，将我数在脑后的长发松开，让它们像黑色的铺布随意的披散下来。然后，医生又重新给我戴上助听器，并像藏一件稀世的珍宝一般让耳边的长发把它盖起来。
“这样一来，别人就一点儿破绽也看不出来了。不信，你自己照照镜子！”
我转过身，睁大了眼睛，惊愕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就好像是不认识似的。
镜子里的那个人是我吗？那怎么可能是我呢？披头散发的样子简直像是一个魔鬼。
妈妈用手抚着我长及腰际的头发，温和地说：“如果把长发绞成齐耳的短，看上去会精神一些。”
我的身子就像是被电击了似的猛然一震，痉挛般的缩成一团，脸上的肌肉扭曲着，大张着嘴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只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哗哗地往下淌。
哦，一头如黑丝绒一般乌黑浓密的长发啊，有多少女孩子连做梦都希望自己能拥有这样一头柔顺飘溢的长发，并煞费苦心的买来昂贵的头油和护发素来滋养呵护它，但效果却难尽人意，而我呢，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它是我的骄傲，是我引以为自豪的宝贝，让人既羡慕又忌妒。有时，我将千万缕青丝随意的数成一个马尾，有时，我又把一头长发编在一起，自然地垂在闹后，夏天，我爱将它们高高的盘在头顶，露出白皙的脖颈。
记得当时很多女孩子都爱在辫子上戴一种头花，这种头花是自己用毛线钩的。喜欢什么花样就钩什么花样，偏好哪种颜色就选哪种颜色，别致而又不拘一格。一向心灵手巧的妈妈给我钩了好几个不同颜色的头花，火红的、浅粉的、翠绿的、天蓝的。还有一个，是用好几种颜色的毛线钩成的，那是妈妈别具一格的独创。每天，我都会像是做发型表演似的变换不同颜色的头花，感觉好得宛如是一只翩翩起舞的彩蝶。
从耳科诊疗中心回到家以后，接下来的日子，我并没有戴上助听器，依然每天变换着戴不同颜色的头花，但快乐无忧的好心情却已是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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