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放逐各族人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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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钦斯克车站上发生过一次有趣的“差错”比利留斯地区的领导为了给本区楚雷姆河沿岸几个农在增加人力，贿赂了押解人员，买了十车皮特种移民，共五百人，并且迅速地把这些人转运到了距阿钦斯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楚雷姆地区。可是，按计划这些人是要运到哈卡斯自治州的萨拉林斯克矿务局的。矿务局在等待补充人员，可人已经被卸在集体农庄里了。这些农庄前一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平均只有二百克粮食。入春以来这里的粮食、土豆全巴吃光，各村一片俄牛的叫声，奶牛像野牛一样冲向半腐烂的干草。因此，农庄只能给新来的人每人预支一公斤面粉作为一星期的粮食。这并不是对放逐者的歧视和克扣，这点预支已经十分合理了，它几乎等于未来一周的全部工资！刚离开故乡的爱沙尼亚人不禁大吃一惊（不错，农庄附近的波利诺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粮仓，仓里的存粮年年增加，一直没有安排外运。但这批粮食已属于国家，不是农庄财产。周围的农民在饿死，却不肯从那粮仓里拿点粮食分给大家吃，因为那是国家的、农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张从仓库里给那些尚未饿死的社员每个人分了五公斤粮，他为此被判处劳改。粮食属于国家，缺粮只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书议论了。）

    强制迁移来的爱沙尼亚人在楚雷姆农庄里挣扎了大约三个月，怀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学习掌握一条新的生活规律：要么去偷，要么饿死！他们以为会永久呆在这里了。突然，一道命令，又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赶到哈卡斯的萨拉林斯克区去（矿务局的主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补充人员）。哈卡斯本地人很少，各村几乎全是流放来的人，每村都有个警卫部。到处是金矿，到处在钻探，矽肺在蔓延。（这一广大地区与其叫哈卡斯自治州或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莫如叫哈卡斯金矿局或叶尼塞工程局更贴切；这些地方与其说受边区苏维埃和党区委的领导，毋宁说受内务部部队将军管辖。区委书记们也得听命于区警备司令。）

    但是，送到金矿场的人还不算是最悲惨的。真正悲惨的是那些被强行编入“淘金劳动合作组”的人。淘金工人！听起来多么诱人！像是在闪着金光、散发着金粉。但是，当今世界的任何概念一到我国就都十分容易地被歪曲了。当局知道这些特种移民不敢反抗，所以就把他们赶进这种“合作组”让他们去开采那些政府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的矿场。那里已经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像下雨似地流着水，劳动艰苦，挣钱很少。只因为国家舍不得放弃这一点点金子，才叫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去把它舔干净的。“劳动合作组”属矿务局“淘金科”领导。矿务局只知道下达计划指标，要求完成计划，根本不想想自己还负有其他责任。这些“合作组”的人确有“自由”但那不是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而是不受国法保障的自由：他们没有带工资的休假日，星期目也不一定休息（像囚犯一样），也许会宣布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月”那就一个星期日也没有了。从国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出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两月派来一次巡回法庭，每次都判处许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制劳动。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挣到三四个“金卢布”（相当于斯大林时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卢布，仅为最低生活费的四分之一）。

    在柯皮耶沃附近的采金场劳动的流放者不领现金工资，而领内部流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苏联通用的纸币有什么用？反正这些人不能到别处去，在矿场的小卖部凭内部流通券就可以买到（滞销的）东西嘛！

    本书已对囚犯和农奴作过详尽比较。可以回想一下，俄国历史上处境最坏的并不是农奴，而是隶属于工厂的工人。这些只能在矿场小卖部使用的内部流通券令人联想到沙皇时代阿尔泰地区的砂金矿和工厂。十八、十九世纪那里的人们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脱离所隶属的矿场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较轻松些。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阿尔泰地区采金矿的“工人们还没有权利拒绝星期天劳动”！拒绝就会被罚款（和强迫劳动比较一下看！），厂矿办的小卖部专卖劣质商品，抬高价格，克扣分量。“是这些小铺子，而不是那经营不善的金矿，构成金矿主的主要收入来源。”（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俄国，第十六卷。）这里的“金矿主”一词今天完全可以读作“金矿托拉斯”

    怎么搞的？古拉格群岛上的一切怎么这样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妇女赫-斯没去上工。因为天气太冷而她又没有毡靴。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领导却派她在没有毡靴的情况下去当三个月的伐木工！还是这位妇女，她在怀孕期间请求派一点轻劳动，不要再叫她去搬运木材。给她的答复是：“你不愿意干可以辞职！”蹩脚医生又把她的产期算错一个月，到了临产前两三天才让她休息。在那里，在内务部统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谁去讲理呢？

    但这还不等于生活已真正绝望。那些被送到集体农庄的特种移民才是真正尝到了生活绝望的滋味。现在有些人争论说（倒也并非奇谈怪论）：“一般地说，集体农庄总比劳改营好过些吧？”我们则要反问一句：“如果把劳改营和集体农庄结合起来，那也好过吗？”其实，特种移民的处境正是这二者的结合。表现农庄特点的是，他们在这里不领固定口粮，只在播种时期能领七百克面包，麦子是发了霉的，烤出的面包是土黄色的，吃起来牙碜（大概是不久前清扫仓底的麦子）。表现劳改营特点的是，这里也可以把人关进羁押室：生产队长向管理处告状，管理处给警备队一个电话，就把人关起来。至于这些人领到的工资，真是可怜得很：玛丽亚-苏姆贝格在农庄劳动的头一年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分得二十克粮食（一只小鸟在路边啄食的粮食也比这多！）和十五个斯大林时期的戈比（折合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买了一个小铝盆。

    那么，这些人靠什么活命呢？靠波罗的海沿岸寄来的邮包。因为毕竟没有把整个民族都强制迁移来。

    那么谁给加尔梅克人寄邮包呢？谁给从克里米亚赶来的鞑靼人寄呢？

    请您到这些人的坟上去问问他们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据他们的故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长会议的同一项决议，还是根据西伯利亚的原则性，总之，在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慈父”去世之前，对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特种移民还有一条特别规定；除了使用十字镐、铁锹和锯的重体力劳动之外，不许安排他们作任何其他工作！“你们必须在这里学会做人！”如果用人单位把谁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点，警备队便会出面干涉，并且亲自把那个人拉下来当一般工人。矿务局的疗养院旁边有个果园，连果园的地都不允许特种移民去翻耕，否则就会是“对在那里休养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备队长甚至不准玛丽亚-苏姆贝格担任饲养牛犊的工作：“把你强制迁移到这里不是让你来休养的！割草去！”农庄主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留下来。（她为农庄救活了好几头患波状热的牛犊。她很喜欢西伯利亚的牲口，觉得出爱沙尼亚的牲口更驯良，而这里的从未受过抚爱的奶牛则亲热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紧急往驳船上装粮食。于是就让特种移民连续劳动三十六小时，不给任何报酬和鼓励。在这一昼夜半的时间里只有两次给二十分钟吃饭的时间和一次三小时的休息。“你们不干，就把你们赶到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一个老工人被麻袋压倒了，共青团员监工用脚踢他起来。

    每星期要到警备队报到一次。距离队有好几公里远？老太太八十岁了？那就弄匹马把她驮来吧！每次报到时都要警告每个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动特派员的办公室就在附近。有时也会把你叫去问得。也许用较好的工作诱惑你，也许就威胁——把你的独生女儿单独流放到北极圈以北去！

    他们什么事情作不出呢？他们的手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受过良心的制止呢？

    他们会给你派任务：监视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关进监狱的材料。

    警备队的任何一个中立一走进特种移民的家门，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妇女，都必须立即起立，未经允许不得坐下。

    这么看来，读者会不会认为这些特种移民都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们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也并没有收回他们的身份证。他们完全有权参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选举。每逢这崇高而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有权勾掉选票上除自己要选的人之外的几个候选人名字，他们享有这一神圣权利。也并不禁止他们签名购买公债，（可以回想一下共产党员季亚科夫在劳改营中的苦恼！）自由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骂骂咧咧地勉强签名购买五十卢布公债，而爱沙尼亚人则被勒索到四百卢布；“你们都有钱啊！谁不签名买公债，我们今后就不替他收转邮包！还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会流放去的，为什么不流放呢？

    啊，真烦死人！老是这些同样的事：可真是的，我们开始写这第六部的时候原是打算要讲某些新东西的呀！不是要讲劳改营，而是要讲流放。而且这一章我们也是要讲点新东西的呀：不是讲行政流放，而是讲特种移民。

    可是，讲来讲会，结果还是讲了些同样的事。

    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许多别处的、另一类型的流放地区见？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吗？

    那么谈哪些呢？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错着，人们可以隔村遥遥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生活方式、兴趣和倾向。

    所有被强制迁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现了突出的勤劳。他们比谁都更彻底地抛弃了过去的故乡生活。（其实，他们在伏尔加河或马内奇河沿岸的故乡算个什么吗？）像当年在沙皇叶卡捷琳娜赏赐的肥沃多产的份地上劳动一样，他们今天要在斯大林赐予的这严峻的、贫瘠不毛的土地上扎根。他们全力以赴开发这流放区，把它看作自己最后居住的地方。他们安排生活时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没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开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实一无所有，但是这些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在流放地同样开始了讲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劳动。地球上有哪个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变成繁荣兴旺地区的呢？难怪俄国人从前有句老话：“日耳曼人就像柳树，随便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根扎住。”不论是矿山、农业机械站，还是国营农场，领导者都对日耳曼人赞不绝口，他们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强制迁移者中间，甚至同当地居民相比，已经成为最殷实的人家了。他们的住宅最宽敞洁净，他们养的猪最肥，奶牛产奶最多。他们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爱慕的，这不仅因为她们父母富有，而且因为在劳改营地区横遭败坏的习俗中她们都守身如玉，品行端庄。

    希腊人也十分热情地投入了新的劳动。不错，他们并未放弃有朝一口迁回库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没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们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么宽绰，但在种菜和养牛方面迅速赶上了后者。哈萨克斯坦集市上希腊人卖的奶渣、黄油、蔬菜都是上等的。

    朝鲜人在哈萨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当然，他们迁来的时间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备队去报到，可以自由地从这个州去另一个州，只是不能越出哈萨克共和国的范围。他们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面（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生活无才说是不很舒适的，甚至是原始的，后来的年轻人才开始转向欧洲生活方式）。朝鲜人善于学习，他们很快就填满了哈萨克斯坦的各所学校（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不在这方面歧视他们了），他们已成为哈萨克共和国知识阶层的中坚。

    其他民族则各自隐瞒着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发展。但总的说来都已屈服于这个制度，并未给大权在握的警备队制造多少麻烦。

    加尔梅克人没有站住脚，渐渐地在悲伤中死绝了。（我没有看到他们。）

    但是，有一个民族却丝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响，况且不是个别人，不是几个反叛分子，而是整个民族都没有驯服。这就是车臣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车臣人是怎样对待从劳改营逃跑出来的囚犯的。看到了整个杰兹卡兹甘的流放居民中只有车臣人曾勇敢地企图支持肯吉尔营的起义。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种移民中，唯有车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任何一个车臣人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企图向领导讨好过，他们在领导面前总是骄傲的，甚至是公开抱有敌意的。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的、朴实的、沉睡的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渝光，有时则干脆强抢。当地居民和那些轻易在领导面前屈服的特种移民们，在车臣人眼里是和领导人属于同一类的。车臣人只尊重敢于反抗的人。

    说也奇怪，大家都惧怕车臣人。谁也不能妨碍他们这样生活。甚至控制这个国家已经三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政权也奈何不了他们，无法强迫他们尊重苏维埃国家的法律。

    怎么会这样？这里有一个故事也许能说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学任教的时候，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子。他毫不给人好感，他也不企图给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堕落到使人高兴的样子似的。他总是有意地表现得冷漠、十分骄傲和残酷。但谁也不能不承认他头脑清晰、思路有条理。上数学和物理课时他从来不停留在同班同学的水平上，总是深入思考，不断探讨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问题来。他也和其他特种移民孩子一样，在学校免不了要承担一些所谓“社会工作”——最初是少先队组织找他，然后是共青团和学生会：办墙报、交流学习经验、座谈会。总之，他要付出车臣人十分不愿付出的精神学费。

    阿布杜尔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家族中只剩下一个哥哥，其他人全没有活下来。阿布杜尔的哥哥是个到处闯荡的刑事犯，已经不止一次为偷窃和杀人蹲过劳改营，但他几次都赶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释放出来。有一次，阿布杜尔的哥哥来到科克切列克，接连两天饮酒作乐，饮酒时和一个当地的车臣人口角起来，那人逃走，他报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个不相干的车臣老太太看见了。她想劝阻他，张开两臂挡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车臣人的规矩，他这时就该在老妇人面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与其说他是个车臣人，不如说已经是个十足的强盗了——只见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醋酸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了。民警机关当然是很高兴地把他关进了监狱。

    他倒是躲到监狱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和另一个同宗的车臣人老头胡达耶夫，论辈数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订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的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鲜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尔-胡达耶夫一家被团团围住了。阿布杜尔当然不能上学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这件事。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个高年级学生，共青团员，优秀生阿布杜尔现在每一分钟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险；也许就是现在，当同学们听到铃声在教室就座的时候，或许就在文学课老师讲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进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都惦念着他，课间休息时都在谈论他，但是，最后，大家都低着头往下看。不论是学校的党组织，共青团，还是教务处长、校长、区教育局，谁都没有去拯救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甚至谁都没敢走近像惊扰的蜂房般乱哄哄的车臣人居住区里的胡达耶夫家。是啊，假如仅仅是这些人没有去，那还情有可原！问题是：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党的区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的内务部派出机关等等，也都在血的复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面前望而却步了。原来，古老的、野蛮人的法律刚刚呼出了一口气，一切苏维埃政权就在这科克切列克荡然无存了。看来。这个政权的手也并没有从州中心江布尔市伸出多远，因为整整三天中既没有看见从江布尔市有一架飞机载着军队来，也没有接到任何态度坚定的指示；只是下令以现有力量加强监狱的警卫工作。

    这样，车臣人和我们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这个地球上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幻影？

    还是车臣族的几位老人表现出了真正的明智！他们到内务部机关去了一次，请求把胡达耶夫家的大儿子交给他们惩处。内务部机关小心地婉言拒绝了。老头们第二次到内务部机关去，请求举行公审并当场处决胡达耶夫的大儿子。如能作到这一点，他们答应给胡达耶夫一家解围；不对他家的其他人进行血的复仇。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妥协方案了。但是，公审？这怎么行？！事先答应当众处决？这怎么行？！胡达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个盗贼，他是社会亲近分子呀！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权利可以践踏，但不能践踏一个多次杀人犯的权利！请示了州领导，上面果然拒绝了。“那么，一小时之后胡达耶夫的弟弟就会被杀死！”车臣族的老人们解释说。对此，内务部的官员们只是耸耸肩膀：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是啊，还没有犯下的罪行，他们是不能去审理的！

    不过，二十世纪的气息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但不是对内务部人员，而是对那些已变得冷酷无情的车臣族老人起了作用。他们还是没有命令复仇者下手！他们往阿拉木图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又有几位在整个民族中最受尊重的老年人从阿拉木图匆匆赶来了。召开了元老会议。对胡达耶夫的大儿子进行了诅咒并且宣判了他的死刑，决定：不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只要他遇到车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应该把他处死。然后，把胡达耶夫家族的三个人叫出来，对他们宣布说：“你们可以随便走动，没有人会触动你们了。”

    于是，阿布杜尔拿起书本上学来了。学校的党组织委员和团组织委员带着伪善的微笑欢迎他。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和课堂上，人们继续向他歌颂共产主义觉悟，似乎那令人难堪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阿布杜尔那消瘦的、变黑了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么是最强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复仇。

    我们欧洲人只知道在书本上读，在学校里讲一些崇高的话语，以表明自己蔑视这条野蛮的法律，蔑视这毫无意义的残酷屠杀。但是，看来这类屠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会使这些山地民族根绝，反而会使这些民族坚强。并不需要很多人为这条血的复仇的法律而牺牲，但这条法律却可以对周围的一切人产生威慑力量！记住这条法律的山地民族中会有哪一个人敢于随随便便地侮辱另一个人呢，就像我们常常由于酒醉，由于道德败坏，或者简直就是为了好玩而随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样？还有哪一个非车臣人敢于同车臣人纠缠，敢于说他是盗贼，说他粗野，或者敢于指摘他买东西不排队就往前钻呢？要知道，对你这些话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话，不是一句骂，而是拥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来（可是你身边不会带着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会还他一刀：否则你的全家就可能死于刀下！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开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它也就用这种“场”力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别人骇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远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约束人的规范了。

    可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向他们提出了什么更好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