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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伯是山东人，家在沂蒙山深处的一个小村里。在他刚记事时，因为贫病交加，爹娘就相继去世了。幼小的郑伯伯是靠村里的父老乡亲们的接济和帮助才活了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后来八路军到了他的家乡，他就参了军，跟着队伍打日本鬼子去了。
在战场上，郑伯伯奋勇杀敌，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立了好几次战功。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侦察连的连长了。可同村和他一起参军的几个人，相继都在战斗中牺牲了，都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连郑伯伯自己都奇怪的是：他在这将近八年的枪林弹雨里滚滚爬爬、冲冲杀杀的熬过来，竟没有负过伤，就是个感冒发烧的都没有过。
解放战争时期，郑伯伯一直随部队在东北征战，曾参加过惨烈至极的“四平保卫战”到“辽沈战役”打响前，他担任了师里的侦察科长。接着，他又参加了“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以及“衡宝战役”一直打到了海南岛。刚想喘口气，朝鲜战争又爆发了，郑伯伯的部队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去了朝鲜，直到一九五八年，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回国内。已经是志愿军团长的郑伯伯，在组织的安排下，转业到了天津，担任了一个大型棉纺织厂的副厂长。从头到尾，他在朝鲜，整整待了八年。
郑伯伯虽不苟言笑，但威严中透着慈祥。对待工人也特和气。我小的时候，常见他和工人们一起劳动。遇到有个刮风下雨的天气，就是深更半夜也要爬起来去车间里和职工宿舍区去看一看，检查有没有危、漏的情况。直到没有发现什么才放心地离去。每年的大年三十，他都在职工食堂为上夜班的工人包饺子，给大家拜年。当看到工人们吃上了香喷喷的年夜饺子时，他才心满意足地悄悄离开食堂，伴着渐渐激烈的鞭炮声，去厂区和宿舍区转悠去了。他是怕放鞭炮不慎引起火灾啊。
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厂里的一些老职工的孩子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可厂里实在没有住房了。没有房，这婚也就结不成，老职工们整天唉声叹气的，有的，甚至影响了工作。郑伯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向党委提出建议，号召住房宽裕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与住房紧张的老职工换房。他自己带头，从花园式的小楼里搬了出来，住进了一间被称做“大工房”的平房，一家五口人挤在只有十三平方米的小屋里。这一住，就是十年。在他的带动下，党员、干部纷纷让房，顺利地解决了当时的困难。许多解决了困难的老职工感动得落下泪来。他们集体给党委送来了一封感谢信，信是用大红纸写的，就贴在了办公楼外面的墙上，非常醒目。我记得上面有四个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员好！共产党的干部好！还有一句比别的字都大：毛主席万岁！我知道，这不是应付式的客气话，这是职工们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啊！
郑伯伯老了，离休了。这时，他的三个儿子也长大了，也要结婚了。他也为房子发起愁来。凭他的资格和司局级待遇，是完全可以让组织帮助给解决一下的。可郑伯伯没有向组织伸手，他找厂里借了一辆小推车，每天天不亮起来，推着车就走了。他是去拣拾人家拆迁工地不要的砖头去了。就这样，他每天推车走很远的路，拣回一车砖头来。大概坚持了有几个月吧，用他拣回的砖，接着他家的山墙，盖起了一间简陋的小房。让大儿子结了婚。盖房的时候可真热闹，许多工人都来帮忙，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只一天，就把房子盖好了。
郑伯伯病了，眼看就不行了。临终前，组织上去人看望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还真提出了要求：“希望死后能穿着军装，作为一个军人，整整齐齐的去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别的，什么也没有说。
郑伯伯走了，他最终也没能穿着军装走——组织上没有批准，因为他不是现役军人。他是穿着一身中山装走的。在他的追悼会上，许多老工人痛哭失声，不忍离去。
一个孤儿，参加了人民军队，是人民养育了他，军队培养了他。在党的教育下，成为了一个有觉悟、能够时刻想着为人民群众服务，深受群众爱戴的高级领导干部。这样的干部，工人们能忘记他吗？人民群众能忘记他吗？
郑伯伯，您虽然没有穿着军装走，但您永远是军队的一员，是人民的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