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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直绕于耳边挥之不去的是关于孔雀的纷纷扰扰,我看了之后心里却充满了怨毒。现在我们的电影总是借着“时代”这块腌了很久的“咸肉”刷上“香油”然后放在火上烤得“滋滋”作响,以为相隔一个或半个世纪我们再去追溯过去,就会变得客观而敏锐。于是一个个人物像抽去了本性的动物,干着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里边有丧失良知的心机,有莫明其妙的狂热,还有装模作样的思考。你看过这样的电影,也许无法否认里边的某些情景在过去的年代是存在的,但是在那个特定年代的人们是否就会作出区别于我们现代人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这样的电影就如陈凯歌在和你在一起中说的那样:“都对,全部都对,可是就是不好!”
在孔雀里,我们看到煤饼、看到大碗粥、看到排成大统辅的单位保育室、姐姐的麻花辫对,这些都对,可就是不好。那个年代,是奶奶跟我讲父亲拿了两块钱爬火车要去北京,结果上错车去了安徽骑大毛牛的年代,而我大学一毕业就离家出走去北京画漫画一样;那个年代,是父亲告诉我他兴冲冲地主动报名要知青下乡,后来突然感到恐慌,就大哭着死活不去,奶奶无奈之下只好去求人把他的名字去掉的年代,而我同样当初要死要活地要去跑业务,却在第一次踏足异乡的车站却莫名害怕,然后就再也不想“生活在别处”一样。
不管以前还是现在,时代能改变我们的环境,却改变不了我们的感情状态。所以孔雀给我制造了一个关于年代的恐慌是可笑的,因为我们如果在那时就开始成长,其实会该痴迷的痴迷,该愤怒的愤怒。不同的环境,相同的年纪,其实我们都一样。所以我宁愿相信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那荒唐而有趣的年少,他年轻就是年轻,不懂事就是不懂事,有少年的轻浮与轻松,热情与冲动,没有突如其来的忧郁,更不可能具备叫人发寒的心机,他掉进烟囱里会爬出来一脸漆黑地冲我们笑,他也会把避孕套拿出来当汽球吹,会跟姑娘讲黄色笑话,也会骑着自行车到处撒欢。跟每个时代的年少轻狂有区别吗?
时代只是一个载体,一个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关节而已。就像古老的罗密欧与茱丽叶同样可以拍出现代激情版,哈姆雷特里边的丹麦也可以成为一个大集团公司,那些演员念着莎翁的台词却吃着汉堡可乐。在日本的幕府时代,加纳与原野的比试凶悍而男性,实力与胜负不符的事实却不动声色地暴露出他们之间的同性恋情,到了东宫西宫时代,那个民警被同性恋强行一吻终于揭出他的“断袖之好”而悍东更是赤裸裸买下了蓝宇的初夜,时代的不同,同志感情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可是实质是一样的,时代无法磨灭我们的原始情感,更不能将人的某些成长过程一跳而过甚至扭曲。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时时刻刻,三个女同志在不同时代的遭遇是不同的,但是她们强烈的情感与反抗情绪是无法磨灭的,那不是某一个时代就能“控制”住的东西。
我们在纯真年代里看到爱情被现实掩埋的故事,也同样在远离天堂中经历过。对于吸血惊情四百年的恐惧,也会在刀锋战士中重现。东邪西毒这样的保守年代能将各种隐忍与拒绝描绘刻骨,花样年华显得如此风姿妙曼也终是将爱意丢落时间里尘封,不同的时代,却是一样的矜持情感。
真正传大的作品都是跨越时代限制的,他们无意去批判或审视某个历史阶段的点点滴滴,然后毕恭毕敬地将它复制出来,再揣测出当时人们的想法与情感,而是设想如果在某个年代,我们自古以来的情绪与思想,个性与习惯要怎样表现。我钟意于张艺谋的活着,人的适应性很强,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活法,但是结婚时该笑,丧子时该哭以及仇恨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大炼钢铁而显得悲愤,更是对文革运动显得小心又麻木。这就是“活着”的意义。哪怕是被关入集中营生死不定的时刻,午夜守门人也会偷偷滋生爱情与性事,不会因为那个恐怖的年代而放弃我们该想该做的事。
要搞清楚,我们拍电影是讲故事还是讲时代,讲时代的话我们有历史课本,讲故事那就诚心诚意地讲吧,别用我们没经历过的年代来“唬”我们,在“惊吓”中长大的我们容易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