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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游戏。有人说：“真伟大呀，尧的功德！”击壤的人说：“我太阳出来就干活，太阳落山就休息，挖井而饮用井水，耕田而食用粮食，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呢？”孔子及称颂“真伟大呀，尧的功德”的人，都是了解尧的功德的人。经历了圣明之世而不了解圣明的君王，这就像瞎子分不出青色黄色一样，知道有圣明的君王而不能称颂，这就像哑巴不能说明是非一样。这样说来，当今的又瞎又哑的儒者，和唐尧时代击壤的老百姓，才智是同样的低劣了。孔子和唐尧时代称颂“真伟大啊”的人，是因为了解尧的功德，因为尧的功德确实很伟大啊；击壤的老百姓说“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尧的功德啊。
夜间点燃灯烛，光亮所达到的地方，是可以测量到的，太阳照耀天下，普及远近广狭之处，难于测量。在淮河、济河中乘船，都知道它们的曲折；乘船进入东海的人，就分不清南北了。所以，如果过于广阔，长宽就很难计算；非常深，深浅就很难测量。汉朝功德盛广，如同太阳的光辉、大海的海面一样。明智的人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愚昧的人就不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了。汉朝人写书，大多上溯到殷、周时代，汉代的作者都在写文章，论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没有褒颂帝王的话，而论衡里面就有。又有诗里称颂周代的叫周颂，与杜抚、班固所呈献的歌颂汉朝的辞赋，是相类似的。
汉宣帝的时候，画像表彰汉朝的功臣，有的人不在画像表彰之列，子孙为此感到可耻。为什么呢？父祖辈不贤良，所以没有受到画像表彰。那些称颂的话，不仅仅是画张像而已，而是文字记录。如果千代以后，读经书看不到汉朝的美德，后代的人就会感到奇怪。所以古代通晓经书的大臣，记载君王的盛功，记录在竹帛之上；称颂君王的美德，铸刻铭文于鼎上。文人经历世事，以此来自我勉励。汉朝功德被认为不如唐、虞、夏、商、周、秦六代，是由于论述的人不注意颂扬汉朝君王美德的缘故。
地面上有山丘有池塘，所以有高有低，有人用?锸填满池塘挖平山丘，地面就成为平地了。一般人看到五帝、三王的事迹写成经书了，而汉朝的事迹不见记载，就认为五帝、三王时代比汉代好。如果有人把议论当作?锸，减掉一点对五帝、三王的颂扬，略微增添到汉代名下，岂止会把二者拉平啊！汉代将会成为山丘，五帝、三王时代反而成为池塘了。湖和池不一样，尽管面积相同，立起竿子去测量它们，深浅是可以测量得到的。汉代君王与以往各个朝代的君王，同样都是君王，依据事实评论他们，他们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不树立长竿，就不知道湖池深浅的程度；没有论衡的评论，就不知道历代君王优劣的真实情况。汉代在百代的最后，往上与百代比较功德，如同湖和池互相对比一样。没有大手笔的评论，仍旧不能免掉平庸的名声。议论的人喜欢颂古非今，这样恐怕汉代就会在过去所有的朝代之下了，岂止是与它们相同呢！
谥号，是生前行为的评价。谥号好的，如“成”、“宣”之类；谥号不好的，如“灵”、“厉”之类。成汤时遇到旱灾，周宜王时也同样遇到旱灾，但是商汤死后给他加上“成”的谥号，宣王死后的谥号称为“宣”偶然发生的灾害，不能因此而贬低他们的政绩，臣子依据他们的生平事迹所上的谥号，并没有违反真实情况。据此以评论尧。“尧”也是好的谥号。当时也发生了洪水之灾，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仍然给他“尧”这个谥号，是因为如实考核了他的政绩。一个字的谥号，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何况千言的评论，万字的颂扬呢？
用船车运载人和让人步行比较，哪种办法好呢？没有装饰的车船和漆上彩画的车船比较，哪种更美呢？如此说来擅长写文章的人，好比是国家的船车和彩画了。农业没有强劳力，庄稼就没有收成；国家没有擅长写文章的人，帝王的功绩就幽隐而不显著。汉朝的功德显得不怎么美好，混杂在百代之中，是因为那些擅长著述的儒生不撰写不记载的缘故，自从汉高祖以来，撰文著书并非完全不评论汉代。司马长卿写过封禅书，文章写得简略，论述不够完备。司马子长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史实。杨子云记录了汉宣帝以至哀帝、平帝的事迹。陈平仲记录了光武帝的生平。班孟坚颂扬了汉明帝的功业。汉代的功德，稍微可以观看到一些。当今皇帝即位，没有颂扬的记载，论衡的作者，为此费尽了精力，所以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的出现。
龙不借助云雨，就不能高入云霄，擅长写作的人，就好比是国家的云雨。记载国家的功德在传书之上，传播显赫的名声于万世之后，这样的高度就不仅仅是高入云霄了。城墙上的土，原来是平地上的土，是人加以了夯踩结实的力量，城墙才屹立在护城河边。国家的功德。比城墙更崇高；文人的笔，比夯踩更有劲。圣主的德行丰盛功业创立，如果不加以赞美称颂记载下来，怎么能迅速传播流传下去而没有穷尽呢？一个人有了高尚的品行，有的人对他颂扬得完全符合实际，有的人想称赞他却说不出来，有的人却认为他不好而不愿说一句称颂的话。判断这三种人，哪一种贤良呢？从五帝、三王时代开始，到汉代才算得功德最盛大。汉明帝的时候，各种祥瑞同时出现，各级官吏大臣，不算少了，只有班固等人称颂国家的功德，可以算是称颂得完全符合实情了。歌颂功德的文章写得既奇异又出色，用以表彰汉朝的功德在百代之上，使帝王的名声如日月在天，这和想称颂而又说不出来以及说它不好的相比较，哪一个好呢？
秦始皇到东南方巡视，登上会稽山，李斯刻石立碑，记载和颂扬秦始皇的功德。到了瑯琊山也仍然这样做。秦国，是个无道的国家，刻石立碑粉饰当世，观看阅读碑文的人，仿佛看到了像尧、舜那样的美德。由此说来，必须颂扬帝王的功德是很明白的了。当今并不是没有李斯那样的人才，而是没有机会和条件像李斯那样跟随皇帝登上会稽山、瑯琊山。弹唱的是美妙奇异的歌曲，听众不说好，弹唱的人必然会懈怠而不愿精心弹唱。为什么呢？因为美妙奇异的歌曲是很难弹唱的，听众却不懂得它的妙处。圣明的国家推行如妙异之曲一般的政治，朝中大臣不赞颂，不顺势发扬它的好处，又怎么能施行这种政治呢？
当今医书写在竹简丝帛之上，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见到的人就看不起它，不肯按它上面的方剂服用。如果题写有某某人的验方，并说尝试过很有疗效，人人都争着刻写传抄，把它视为珍贵的秘方。向朝廷上奏章，向郡守陈述书面意见，称赞推荐士子和官吏，称颂陈述他们的操行和才能，奏章和书面意见得到批准，这些士子和官吏就获得了操行好、才能高的美名。为什么呢？因为奏章上表彰了他们的操行，奏记中宣扬了他们的才能。朝廷的功德伟大崇高，却没有人加以宣扬和歌颂，使得圣明的大汉国只有很一般的名声，过错就在于俗儒们没有如实加以论述。
从古至今圣王不断出现，那么他们遇到的符瑞也应当接连不断地出现。
当今符瑞的出现，不同于古代，或许已经有了，世人无法认识它，所以我就写了讲瑞篇。俗儒喜好颂古非今，讲到祥瑞就厚古薄今，我的是应篇对古今的祥瑞加以核实、判断，证明汉代的祥瑞并不比古代的少。汉代有具体的事例，俗儒不称颂；古代有不真实的美名，俗儒却真心诚意地相信它。俗儒相信远古时代不真实的美名，却不重视近代当代的事实，这就是我写作“三增”、“九虚”的原因，能圣、实圣也因此而写出来了。俗儒称颂古代圣王言过其实，用这样的标准来考核汉代，汉代就赶不上古代。并不是汉代赶不上古代，而是俗儒的解释使它难以赶上古代。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论，汉代更是古代难以赶上的。
粮食丰收，年岁太平，圣王借此建立了功德教化，所以我的治期篇，是为汉朝发扬光大功德的。社会安定有一定的期数，社会混乱有一定的时数，能把乱变为治的人是第一流的。这种杰出的人物在汉代是存在的。建初初年，无妄灾变出现，正是东汉注定要遇到的期数。皇帝坚持一贯的道德和政治，做一些救灾备荒的事情，所以我在顺鼓篇、明雩篇中，为汉朝提出应付灾变的办法。所以灾变的出现，或许在圣明之世，有时旱灾，有时水灾，我为汉朝论述灾变的出现。所以春秋为汉朝制定了治国的大法，论衡为汉朝公平地论定是非曲直。
在门庭间服役，听堂室里的话，十句有九句听得不准确；如果登上堂屋窥探内室，一百句话不会有一句听不准确。论衡的作者，居住在自古荒僻边远的地方，那里距京城不只是门庭离堂屋那么远了。太阳直径千里，人们不认为它大，因为它离人太远了，十五的夜晚下了大雨，月光并不阴暗，人们看不见月光，因为月光被遮隐住了。皇帝的功德像日月一样放射光芒，因为住在中州，隐居在深宫，远远地听到别人传授的消息很不真实。日月的形状光辉看不真实就难以充分论述功德。诏书下达，上计吏归来，才了解了圣王的政治。因此，歌颂皇帝的功业就连丘山那么大的功绩也给漏掉了，赞颂皇帝的道德像膏腴般的美德也给遗漏了。假如让我到台阁去当官，继承班固、贾逵的事业，我论述皇帝功德的真实情况，不会有丝毫的失误。周武王为比干的坟墓堆土，孔子表彰三位受连累的人的品行。大汉朝的功德，不仅仅是比干和三位受连累的人那样的品行。大道上设立路标，道路标明在路标下，看到路标的人就能清楚地识别路途。汉朝的功德明显卓著，可是没有人写出像路标那样醒目的文章，所以汉朝浩大宽广的功德没有在世间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