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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不但可以跟儒家思想合作，同样也可以与另外两种拥有自己世界观的流派道家和墨家合作，前者让西汉从秦末战乱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为汉武帝之后的全面扩张奠定了基础，而后者的成功范例则是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几乎可以跟近代国家相比的惊人动员效率充分反映出了“墨法合一”有多么恐怖......
“法家思想本身谈不上好坏，它只是一个工具，配合崇尚理性和平等的墨家思想，自然公平高效；若是与推崇‘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相结合，随着人民自己努力劳动改善生活，国家也会逐渐强盛起来，速度慢一些，但是步子更稳；而如果配合强调上下尊卑的儒家思想，就成了‘刑不上大夫’、而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恶法，只是拼命系紧缚在人民身上的锁链，却于富国强兵毫无益处......”，这是李晖对法家思想的看法，而他选择墨家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核心，与此也不无关系。
事实上，后世之人对（先秦）墨家普遍存在误解，例如墨者在传统观点中近似于苦行僧和活雷锋的形象就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历史上墨子的确提倡艰苦朴素、舍己为人，但他的很多弟子都在各国出任高官并享有优厚的待遇，墨子十论当中的《尚贤》一篇里也劝说当时天下的诸侯和卿大夫们开出高官厚禄来吸引人才，可见墨家并没有将道德上的要求过度泛化。
而《尚贤》中认为优秀人才应当享有特别优待的观点也说明墨家并不追求绝对的平等，只要是“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做到机会上的平等就可以了。
这些观点在李晖看来完全没有问题，根本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理想化到脱离实际......
而“节葬”、“节用”等崇尚节约的观点也是如此，并非是要人们节衣缩食过艰苦的生活，而只是劝导人们、特别是社会上层减少不必要的奢侈浪费。
在李晖这个未来人看来，其中除了“非乐”思想有些过于极端（其实在墨子那会儿倒是合情合理的，当时主流的音乐是编钟之类的‘高雅’器乐，消耗的人财物力太多，却只能让上层享受。）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是完全可以采纳并且应当大力提倡的。
如果新中国还像现在的满清贵族一样奢侈浪费，已经被西方拉开了几百年差距的华夏如何能够尽快拉近这个距离？
至少在新中国起步的阶段，举国上下一起过二三十年苦日子是免不了的，而墨家简化礼仪的观点则更让一向都很厌恶繁文缛节的李晖由衷支持......
墨家思想中最有名的一个口号应该是反对不义之战的“非攻”，考虑到现在才是十九世纪末，中国将来还有对外扩张获取更大生存空间的机会，李晖一度想过将其摈弃。但随着他对墨家思想的理解进一步深入，李晖发现自己对“非攻”的涵义存有很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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