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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参加庆祝国庆搭牌楼
1951年9月1日开学。从山洼来到这“大上海”上学，快乐的滋味很难形容。没多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周年国庆日，9月底，我作为一名新生参加了搭学校门口牌楼的工作。非常高兴，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又是第一次参加庆祝日的学校大门布置工作，快乐的滋味就更难形容。
儿时是十月十日过国庆，叫做“双十节”那是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后的国庆日。节日的布置非常简单，就在学校门口挂四个灯笼，四个灯笼上是“普”“天”“同”“庆”四个字。那是旧时代的“普世观念”单位和大商店门外都是这几个字。
这次三周年国庆是在学校门口搭一个大牌楼，用布景片拼接起来的，由高级班的老大哥负责。我就是扶扶梯子，递递铁钉和钉锤，刷刷浆糊，贴贴金纸和彩纸罢了，但也很乐意。快天蒙蒙亮才完成，看看它那么雄伟壮观、五彩缤纷，聚光灯一照，牌楼上金灿灿的“庆祝国庆三周年”几个字，真漂亮。
这位领袖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三周年的日子，我记得特别牢。过得好快啊，那个晚上到现在都五十九年过去，如果这位还能重登天安门，不知道再宣布什么，或者是来一首诗，来一首词吧。
五十九年过去了，从少年变成髦耆之年了。
日子过得好快啊，那个晚上到现在都五十九年过去，从少年变成髦耆之年了。
二、第一次与名演员梅兰芳握手
儿时就知道四大名旦梅兰芳的名字，还听过唱片里的贵妃醉酒宇宙风，宇宙风里梅兰芳那悦耳的歌喉与强烈跳跃的胡琴节奏，似乎现在还在我耳鬓鸣响。
大约1953年的一天，梅先生要来我们学校和大家见面。老师和同学都非常高兴，我们同学在二楼走廊两边列队迎侯，因为是夏天，身上还洒了花露水。
听说梅先生马上就要到，同学老师们一个个喜笑颜开，当听见一群人开始拥上楼来，便马上鼓起了掌。我真是运气，梅先生来到身边时把手伸了过来，我赶紧伸过手去。梅先生的手好细嫩滑润。
从山洼的小城来这里，没想到看见了这样有名望的人，而且还握了手，所以虽然几十年过去也没忘记。后来才知道，这个学校的老师许多都是名人。
后来，周信芳、盖叫天和其他许多著名演员都来过学校，有些还是学校的教授、名誉教授，盖叫天一次校庆日还在四楼小剧场演出了“武松”
三、第一次看见劳动模范陈永康
大约1954年第一次去农村体验生活，也是第一次见过全国的名人，水稻高产劳动模范陈永康。脑子里的劳模形象是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结果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非常朴素，光着头、赤着脚，穿一件对襟衫，说一口方言。
那天因为乘火车转汽车，所以到得比较晚，是在他家吃的晚饭。小半桶大米饭和一大碗青菜，觉得比在学校吃咖喱牛肉、红烧狮子头还要香甜。
因为他第三天要去北京开会，只在第二天上午给我们讲过一次话，因为是方言，不太听得懂，讲高产水稻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常常深更半夜还去稻田里看看，如同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主要是寻找创作的突破点，注意他的动作、手势、姿态、表情，没有很在意是不是听得懂。
第三天走时同学们要去送，他不让送，穿一身新的中山装还打着赤脚，新布鞋夹在腋下，说上了火车以后再穿。
陈永康培育出来的水稻，稻穗黄澄澄的又长又粗，一季也才亩产一千四百余斤。所以1958年大跃进报纸天天登载“放卫星”今天这里亩产五千斤，明天那地亩产六千斤、八千斤，甚至亩产万斤，以后更是亩产几万甚至十几万二十几万斤。我天天注意陈永康的消息，没有，所以一直不相信那些“卫星”
当然那个年代不能讲，留在肚子里。报纸上今天嚷“反右倾”明天骂“观潮派”后天叫清算“秋后算账派”谁还敢讲，谁也不愿意当右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
我们单位一个炊事员说了“放卫星”是吹牛皮，就挨了批评。报纸上还吹嘘说：“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么办，支援世界人民革命”因为都不敢讲，以至有人盲目乐观，害得后来许多人吃不饱饭，是一次血的教训啊。
四、第一次画人体素描
素描课既画女性模特，也画男性模特，男女同学一起画。第一次画裸着的人体时很不习惯，画男性模特时女同学拘谨，画女性模特时男同学拘谨。
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开始时候颇有些紧张，当他们或者她们从幕布后面走上画台的时候，甚至心里会蹦蹦跳，画过好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渐渐地平静下来。似乎注意力已经被凝固在了光影、明暗、比例、立体感、质感等技术上。模特可能是经过训练已经职业化，众目睽睽之中也不很在乎。
比如那年代提倡集体主义、互相帮助，平日的绘画课同学间互相交流，我看你的，你看我的，对着所画的对象指指划划，指出画面上的不足处。
画人体时男女同学间就难交流，不太好说，如果说哪处画得不够，也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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