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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y点hu在由完完全全的无产阶级变成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之前是一个无知但却好学的青年。在我的记忆里，一切无知的青年都有一双无邪的眼睛，当他表现出较常人好学之后，无邪的眼睛就渐渐开始变得较常人邪恶。因为无邪和邪恶的原故，久而久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好学就成了无知的代名词。
话说那时候，在碧波万倾的大海上，在蓝天白云覆盖下的海上采油平台上，在夜深人静花睡去之后，一名来自全州的男青年时常爬在机舱的导管架上夜读，状若一切好学而又愚蠢的古人。读者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姿势呀：下半身挠住导管架，上半身扭成个麻花儿伏在书上，可能时不时的还需要抄抄写写。船舱里虽然整日整夜地点着白炽灯，可轰轰的机器声不说震耳欲聋也够闹心的。一切场景刻划得如此惨烈，血淋淋地摆在读者面前，整个画面就差萤火虫了。向我讲述这个情景的人就是当年的当事者，那时候他是来自全州的无知但却好学的青年胡杨，若干年后的今天他是美国一家大公司驻中国北方地区的agent――erny点hu。erny点hu说当年这种鬼鬼祟祟的乐趣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后来逐步从书书本本走向以逃过万恶的轮机长对好学的无知青年文化膜拜一次次白色的扫荡为目的了。
“我的大学是在各类导管架上念完的。”多少年后博士erny点hu在泰达酒店里向我说起这话时声音异常平静。而我时而抽搐的左眼皮和华丽大堂里以白色三角架钢琴为点缀的，以美妙音乐琥珀酒酿手磨咖啡为背景的一切与堕落标准有关的布景都在不断地提示我：他还有话要说，他还有话要说。
“我无话可说。”erny点hu西装笔挺地坐在我对面，从一个高雅的坐姿换到另到更高雅的坐姿，频率苍桑而且幼稚。“我无话可说，真的。”erny点hu把烟灰轻磕在垫了浸着香水湿纸的水晶烟碟儿里。在我的记忆里erny点hu是不吸烟的，不知道那天关于他外表的一切回忆怎么会出现了这个镜头，我记得一直是我在吸烟，美丽的服务员每每过来更换烟碟儿也只是冲我甜甜地一笑。或许是在过去年代里、在无知但却好学的青年胡杨人生的某个郁闷阶段他抽过烟，而我却把那个时代的记忆错安在了今天这个华丽的店堂里。这种错位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无论是在他的行为中还是在我的记忆里。
“我无话可说。当年轮机长把我的考研资料死劲往床铺下这么一扔，喏，就这么一扔。他说：‘小子，你不是好学么？有种爬进去够出来吧’。我站了一会儿，然后爬下身去，钻进床底把书够出来”
大堂中央有一个圆型的小舞台，白色的钢琴就放在上面。整个下午轻渺的音乐缓缓地不断地流泻源自那里，我注意到弹琴的女人身着紫色的纱裙，而且演奏的音乐也绝对适合缓慢的下午。这使我对她充满了好感。
erny点hu熄灭烟蒂站起身去洗手。他站直了也有1。75吧，快四张的人了看着还跟二十八九岁似的。男人就是这点儿便宜，结不结婚无论从身材上还是从生活上都不受什么摧残。但让我嫉妒的还不是这个，而是erny点hu青春一点儿都没耽误的革命史：从高中毕业到取得博士学位，从普通工人到外企的金领，从有老婆到没老婆，从有儿子到没儿子。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一路杀过来。我对所有的不惜一切怀有敬意，而且向来如此。所以不禁举杯敬向刚从洗手间方向走过来的erny点hu。
按照老规矩，erny点hu的杯子在我的杯壁三分之二处轻轻碰了碰。撞击发出很好听的“嘤――”的声音。“cheers”他说。碰杯的位置虽然还是保持在低于我杯口的三分之二处，但败兴的是过去他碰杯时说：“我操”而在说“cheers”过去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很低发音也很模糊大概也就是这俩字儿吧，但听着很有味道。现在我们以酒沾唇，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仰脖就干了。
我以为接下来，他会走寻常戏路，摸着油光锃亮苍蝇也站不住脚的脑袋对我发一些炫耀似的牢骚。我还想到了如果他过一会儿借着酒劲跟我动手动脚，我也毫不客气地走一次烈女的戏路：一杯凉水泼他脸上。可出乎意料的是，erny点hu在倒向沙发的中途忽然象踩了猫尾巴一样弹起上半身向我探过头来做“附耳过来”状，神情非常的神秘。这种动作足矣揭示erny点hu虽然看着洋派，但也是地地道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六十年代的人，招招式式都和某个时期的电影表演有着深刻的联系。
“嘛呀？”我习惯性地扬起半条眉毛斜眼看着对面这位貌似革命道路上的同志，需要说明的是我恢复对erny点hu的不太尊敬状态也完全是出于不由自主。“有话你就说吧！”我经常发现昂贵的衣装下包裹着的男子还是来自全州的青年胡杨，而不是假洋鬼子erny点hu，通常这样的时候，虽然我在语言上略有冲撞，但却能很放心地吃他的喝他的一点儿也不用为涉外交往的一切繁琐礼仪而操心。
“我怎么不成了呢？”erny点hu。
“什么就不成了？”
我扭头看着中央台子上白色钢琴后的紫衣女人，据说做一名优秀的钢琴师条件之一就是不仅要求手指纤长有力，而且姆指和食指伸直了要180度才行。没达到这个度数又哭着喊着想弹出点儿名堂来的人大都去做了手术――把俗称“蹼”的那节割开。我低头看着自己大约120度的蹼，寻思着如果它们被割开了以后将是什么样子。
“sai呀。”erny点hu。
“sai嘛sai？”我。
“哎哟喂，你认真点儿行不行！”
erny点hu有点儿要急的意思。“sex呀。”他的脸红了。当天的店堂里很亮，服务生特多事儿地把我们周围的灯熄了几盏，这个错误的体贴完全是由于erny点hu刚才那个附耳过来的手势造成的。因为光线的原因，我感觉erny点hu的脸有点儿红，也许并不是因为害臊，只是因为着急。
“哦。有病治病。”我继续扭头看着弹琴的紫衣女人，这时候一曲结束。她抬头翻弄着琴谱，脸色苍白，样子疲惫。
我不是个冷漠的人，只是认为做为erny点hu曾经的同志，小时候的战友，今天的合作伙伴，无论从哪层关系上讲这样的事儿我都不太方便出谋划策。况且，对此类的病症我的知识也仅限于从大马路电线杆子上的张贴得来，实在是有限得很。此时，战友erny点hu用近似仇恨的目光看着我，我想今天的晚饭我得自己找折了。
回想认识erny点hu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那年冬天跟我了十年的掉秃了毛的毛公仔我的熊儿子突然走失。我抹着眼泪满大街地找，后来不仅找到了熊儿子，而且还认识了青年胡杨。当时他看着挺象好人的，于是我就叫他“胡杨哥哥”（一种贱不罗嗦的叫法）。关于我的熊儿子的事是这样的，它是我难得真情的人生里一段不可顺便忽略的情节。我想将来我会用专门的一章来讲述我和它的故事，然后着力分析一下为什么我做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会对一个毛公仔那么大精神头儿的原因。在我和我的熊儿子的故事里还横着一个男人。现在我的熊儿子就在他的手上，所以他一直是我的威胁。
那年冬天当我找到我的熊儿子之后，满心欢喜地坐在刚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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