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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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六里路,要翻山越岭,那时没自行车,全靠走。
寄宿还要交米,大豆和食油,米每天一斤二两,每学期大概要交150至180斤,大豆和食油各两斤。三项都要及时交清,没交清者停膳,停膳一般选择在吃肉时。吃荤很难得啊,有时半个月吃一次有时一星期一次,没个准。
交了那么多油,可我们的菜油水极少。初中三年,常常吃的菜是水豆腐,萝卜,土豆,冬瓜,海带,南瓜等菜蔬,起初我以为我到了少林寺,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成素食者了。水豆腐都不要过锅的,我看到卖家将豆腐送过来后,食堂工作人员就将油味精韭菜等佐料倒在木桶内,用勺子搅拌搅拌就行。海带等常常吃到虫子,我们戏说学校想得真周到啊,怕正发育中的我们营养不够特意送点虫子肉给我们滋补滋补。
当时称米和接收大豆和食油的,是食堂的负责人员,名字叫肖九根。他将所有寄宿的学生按班级分好,八个人一组。半脸盆饭,一小盆菜。八人轮流值日,当天值日的要到食堂的货架上端饭菜,然后负责将饭菜分给八人。饭不够菜也少,我们常常从家里带点干菜到学校。由于吃不饱,所以大家都会有点私心。力气大的常常会欺负力气小的,他先少点分给其它七人,然后自己一古脑地将剩下的都倒在自己碗里,由于打不过他,我们常常忍气吞声。不过这种人还是少数。记得第一次吃肉时,值日的怕分不均匀,其它人说闲话,干脆用筷子将瘦肉和肥肉挑出来,然后一人一块瘦肉一人一块肥肉地分过来,搞得最后别人都围过来看,看把戏似的。
每天晚上晚自习后,总会有个妇女到学校来卖吃的,有油条,油饼,有时还会有包子。口袋里有钱时就会去买,没钱只能干看着。后来,这妇女说用米换也行。有些人就从家里多带点米,交够学校的,剩下的就去换点吃的。有些人就在交米时做手脚。(学校有专门装米的米罐子)因为负责人称好米后并不会去看你有没有倒干净,只要不明显都没事。所以有些人在倒米时抓着袋子的两个角,两个角的米就这样带出来了。虽然带出的米不多,但有时能解决温饱问题。
人们常说“穷则思变”其实饿了更容易思变。有些人思的角度偏了,就出事了。
课后,肚子没饱,总会去外面散步。到村人的土里去走走,看看能否找到点吃的。摘花生的季节里,两眼死命地盯着土里,生怕错过了一只花生。边走边用脚踢,不指望踢出未来就希望能踢出花生来。有时去翻翻已摘过的花生杆里,指望土地的主人眼睛近视没摘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写照。
十月份时,村里的人会将煮熟的红薯片晒到山坡上,等它晒干后再收回去保存。那时就有人趁着晚上假装去山上散步,然后顺手牵羊地带回不少薯片。开学之初有学生去偷西瓜,结果被主人逮到,告到学校,最后处以罚款。
在那么一个困难的年代,我也做过一回小偷。早上,黎明前,起床去跑步。看看周围没人,赶快到土里扒红薯吃,顺便还装了两个在衣服的口袋里。我有个同学更厉害,既然带了个蛇皮袋去装,最终带了半袋多红薯回来。我想,那土地的主人肯定会骂娘的。
后来,学校出台了政策:凡是去挑了一担水到食堂的人晚上可以随便吃多少饭。现在不得不说这学校的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水”生命之源啊。
学校所在的这个地方严重缺水,虽说学校有两口井,但一口井里水面漂浮着死老鼠,用水桶打水,能够打上来不少蛆,看着都恶心,洗碗这哪行啊。另一口井是这个村子的,那水还不够村里人用。喝水都难(那时我们还没钱买水喝)。人嘛,不会被尿憋死,总会去想办法。晚上,深夜一两点钟,通常要几人合作才能喝到井水,一人站在上面,将水桶放到井底去,另一人踩着井壁的缺口下到井底,然后用碗一碗一碗地将水舀上来。如果村里人先我们一步来取水我们只得干渴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带碗(当时农村矿泉水还没得销售)去离学校三里远的地方装水喝。学校有自来水管,但那水只供食堂煮饭炒菜用,老师喝的水学校会负责烧好。当学校的水供给紧张时,就想到了利用学生。我就曾经为了吃饱饭喝到水挑着一担水走了三里路。
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但这千真万确。干旱时,一担就可以将一亩田收拾干净,包括稻谷和稻草,农村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开始就用大篇幅说了饮食方面的,感觉我这人特好吃。我想关键是它太令我刻骨铭心了。我身高不高与那时的饮食不无关系,正处于发育中的我们吃不饱,喝也满足不了,可想而知我们的生活是种怎样的惨境。
回到学习上来吧!
物质方面填不饱,那就啃精神食粮吧。刚进宿舍没多久,就被室友耍了。那时我早睡早起。有天晚上,室友叫着晓风晓风快点起床,赶早读去。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我看到其它人都穿好衣服站起来了,我就赶紧拿脸盆毛巾等去洗脸,可我一出去他们就哈哈大笑。我一看天还黑漆漆的。原来他们都还没开始脱衣睡觉。
初一班主任管得严,他的宿舍跟我们教室是相通的,宿舍门口在教室后墙。没人敢跳出来当出头鸟。一年级里让我倍感自豪的就是期末时数学得了满分,与外县转来的城里孩子一样,只可惜班主任(即数学老师)表扬了他没有表扬我,让我有种深深地失落感。
初二时,被班主任选为体育委员。那时我的体育特烂,要是体育老师叫我示范可咋办罗,那脸不就丢大了么。那时的我的真诚绝对可称得上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到星期一,我就开始祈祷上帝保佑我,让天在我们上体育课时下雨。不知道是我的忠诚感动了上天还是天公不作美,反正体育课不是被阴雨天冲掉了就被考试挤兑了。
初二,数学新加了几何,我的数学也开始落后了。尤其是在那堂课之后,我的学习劲头开始下降。
那天是物理课,我的座位是第一排。上课时我在做小动作,用膝盖碰撞同桌的膝盖,发出了些微声音。被物理老师发现了,他用他那双走路发出“嘀嗑嘀嗑”声音的皮鞋狠狠地踹了我一脚,当时我痛得都不敢做声。这一脚踢掉了我对物理的喜好。后来到高中我的物理都是最差的,后来才选择读文科。
我的语文还是不错的(文言文除外,很讨厌之乎者也),要不我那同学也不会找我。我这同学姓桂,名字不记得,只记得他老爸叫师范,教我们语文。这小子为了泡到妞(当时的我真是太单纯了,根本不懂啊,哈哈),为了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将一份将要考试的语文试卷偷出来,把我叫到后山上,一起做出一份答案。自然地,我们拿到了高分,他也达到了目的。那女孩子显胖(同学说那叫丰满),嘴唇较厚,身高大概有1米68。据说他趁他老爸回家之机,将女孩子叫到宿舍去了,有没有那种事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这家伙那方面知识比较丰富。后来他转到别的学校去了,在那里搞大了一个女孩子的肚子,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怎么收场的我不清楚。
初三,越来越不被老师重视,座位编到倒数第一排去了。前面比我高的大有人在,我根本看不到黑板。无奈,学习也就慢慢放弃了,但人并没变得堕落无耻。
闲来无事可干,就用纸折了象棋玩。语文老师仍是桂师范。在他的课堂上,我和同桌玩起了象棋,玩的是那种傻瓜象棋,没有象走田马走日车满天飞等束缚的,空间有限,不便展开。我低头盯着凳子上的棋,全神贯注,全然忘记了老师正走到我身边了。此时看到老师的狮子脸,煞是恐怖。他一把拧起我,就像拧小鸡一样拧出了座位,并让我面壁思过。在报志愿时,他常常问我们报啥志愿啊。当时可供填报的有这么几种:师范,小中专,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他通常问的是填报小中专还是高中啊。有一人脱口而出,说老师我报师范。
初三时,一个新转来的同学与我睡一张床铺,那时每张床铺睡两至三人。此人姓肖,叫飞平。读书极为用功,常常在熄灯后还点蜡烛看书,只是不太爱讲卫生,吃过饭的碗不洗,衣服要堆放在一起等到星期六带回家去。
在我们毕业这年,不知道是市里还是镇上的领导脑子进水了,在镇上设了高中。我和我的邋遢同学肖飞平等都被录取到镇上高中。命运再次被改写。
邋遢同学后来跟一些品行不好的在一起,学坏了很多。会抽烟,会打架,会出口成“脏”他在的日子里,我们不会受到街上地痦的欺负,但没过多久他便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混了。后来打出名堂来了,名声大振,其间也弄出了不少的事故,犯下了案子。后来被抓进市班房蹲监狱去了。他爸是乡干部,按理他能将其保出来,可当时他爸的想法是让他到监狱吸取教训,省得他们管不了。当然他爸没想到,随后国家的严打紧锣密鼓地展开,在监狱的重案犯都是严打对象,谁也保不了。据说当时严打还有指标的。
邋遢同学在被拉去执行枪决的路上,跟电视剧一样,吼出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