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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廉，六十年代末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家庭成分地主，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郑廉的童年是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度过的。因此，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读到书，唯有他，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所以，才凭才华，读到了高中，高考那一年，郑廉因为生病，以一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他爸爸妈妈的理论是，哥哥姐姐小学都没有毕业，你可读到了高中，家里这样穷，可没有那个能力供你复读啊。你自己还是要有点自知之明，我们这种家庭，怎么可能出大学生？自己还是回来种你的庄稼，结个媳妇，传宗接代吧。
没有家庭的支持，郑廉只好放弃大学梦的念头，回家扛起了锄头，只不过是在别人闲暇时玩扑克，吹光儿之时，郑廉却是把读过的书本再重新温习起来，并且坚持每天一则日记。有一则名言：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之时，又为你开启了另一道窗。这道名言似乎是专为郑廉写的一般。郑廉回家劳动的第二年，政策有了改革，直接从农村知识青年中，考选乡镇工作人员。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郑廉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起了所在乡的组宣干事，虽然不是官，而且还是在本乡，但却是郑家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吃皇粮的人啊！父母那个高兴劲，就不用描绘了，父亲一个劲的搓着手，反复说，娃儿，不容易哈，但你要记着，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哈！
脱了农二皮衣服的郑廉，没有丢掉以前踏实、好学、勤奋的本质。工作上兢兢业业，百分之百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单位上无论谁喊他帮忙，他都乐呵呵的上了，并且完成得比本人还好。闲暇之余，他仍然没有丢下手中的笔，给各级报刊写新闻，为其他杂志写点文艺作品，一年下来，各类报刊杂志，居然上了他的文章百余篇，这在整个县来说，都算高产的人了，单位上那些人，都喊他郑作家，郑廉成了乡上的笔杆子。参加工作不久，郑廉就以自身的能力，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并兼任团委书记。
几年后，该乡书记调走，乡长晋升为书记，乡长的位置空缺，组织部一纸公文：就地选拔。于是，上面来了个民意调查，无记名投票，结果，郑廉得满票，被推上了乡长岗位。这下，郑廉终于当官了。坐上了乡长这把交椅后，郑廉才感到了这个位置不是那么好坐。这是一个高山之乡，山高林密，耕地很少，农民多是一些“老木虫”靠山吃山，春天卖笋子，夏天、秋天就卖竹子、树子，但山路崎岖，出脚很不方便，农民卖点什么，全靠肩挑背磨。乡政府距离最近能够出售山林产品的集市，就有三十多华里，且不通车船。全乡人口不多，却幅员辽阔，方圆百多平方公里，却是几省几县的交界处，到县城就有一百多公里。乡政府所在地，说是一个集镇，还不如说是一个居民点，两个商店，主要卖点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品，一家小馆子，只在赶集天才营业，再还有就是政府大院，以前地主老财的家当，一个四合院，有那么几十间屋子，围着大院，还零星住着十余户人家。用人们的俗语，就是撒扒尿都要走几个来回的集镇。
郑廉一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要想富，先修路”为指针，决心为该乡人民修一条能通外面的简易公路。让车子能开进来，把山里的林副产品拉出去，让外界的化肥、农药、种子能适时的运进来，改变以前农民只当“老木虫”的生活格局。有钱修路不难，但无钱修路就很难。尤其是近两年，国家育林封山的政策下，不准农民再私自砍伐树木了，卖木材必须经过林业部门批准，乡上仅有的一家木材加工厂，也因此而关门。乡上没有自有经济。有因为不能私自伐木了，农民断了生活的来源，国家补助的哪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许多农民举家外迁，没有搬家的青壮年，也都纷纷外出打工。说起这修路，要钱没有钱，要人没有人，困难就这么摆在乡政府面前，怎么办？乡党委扩大会议上，大家集思广益，郑廉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资金，到上面争取补助一点，在下以乡政府工作人员带头，发动全乡人民集资一点；劳动力，还是以乡政府人员带头，责任到人，分片负责制。大家一致同意了郑廉的方法。说干就干，公路在勘察划线后，郑廉亲自上阵，挖土方，锤石子，铺路面，每一样工作，他不是都尝试过，而是身体力行，摸索出经念，全面推广。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这条乡村公路终于顺利通车了，这是县上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
本来就很穷的乡，经过这条公路的完工，变得更穷了，上级来检查工作，该吃午饭了，郑廉带领导走进那唯一一家馆子，老板看到乡政府来了客人，不但不笑脸相迎，反而往外撵人，毫不客气的对郑廉说，郑乡长，想在我这里吃饭，先把你们乡政府原来遗留下来的招待费结了才再说，否则，没门。我们这家小本生意，经不起你们乡政府的拖欠。老板的话，让郑廉既生气又无奈，只好到集市上，自己掏腰包，割了几斤肉，把领导带回自己家里。郑廉的媳妇是郑廉青梅竹马的邻居小妹妹，虽然书读不多，但淳朴勤劳、善良能干，人也长得不错，是郑廉的贤内助。看到郑廉把领导带进家里，二话不说，带起围裙就开干，不到一个钟头，就弄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领导都夸奖比馆子里面的菜还好吃，不知是真的，还是安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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