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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样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可惜这些情况子女们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能抹去心头的阴影。至少是，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乱子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受尽惊吓、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做子女的站在谁一边，将心比心，还不难理解吗？
子女们毫不犹豫也别无选择地站在了汪壁一边。
汪璧的立场，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汪璧也是个老党员，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六十年代她帮顾准“销毁罪证”时手法熟练动作敏捷，就因为她当年用这办法对付过特务。对于这样一个老党员来说，党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党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党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当一个足以逼死人的两难问题摆在她面前时，她的内心世界就分裂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顾准，跟党走还是跟顾准走，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顾准？她当然是要革命的。顾准也要革命。这本来不成问题，他们是“革命夫妻”么？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们自己说了算。顾准说自己是革命者，别人却说他是“反革命”而这些“别人”又据说代表党。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知道该生还是该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样，连“死路一条”都没有（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诚如顾准次子顾南之（高梁）事后回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走啊？”
汪璧一开始也想两全。但即使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难道让他们也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黑牢？倒是作为父亲的顾准想得“周到”1966年，当他看到女儿的思想与自己尖锐对立时，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壁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确保子女和自己划清界线。由于同样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决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顾准能逐步向组织靠扰，而组织上则逐步谅解顾准，于是，一切又恢复常态。”
然而她盼来的却是失望。顾准并没有“逐步向组织上靠扰”反而越走越远；组织上也没有“逐步谅解顾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样的党的最高层领导都被打倒，她一个“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属”又能有什么指望？
汪璧自杀了。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裂痕。
从六十年初开始便已和顾准“划清界线”的子女们，此刻已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父亲，站在他们父亲一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来他们已冷冻了十四年，已是“积重难返”看来，顾准当年的决定实在是错了！本来，顾准是可以争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长女顾淑林，就“一向与父亲平等地讨论问题”而且“善于思考，爱钻研”怎么就不能好好谈谈？张纯音也坦诚地对顾准说：孩子们今天对你的态度，你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以前只对他们说社会上那些‘正面’的话，而我对孩子说真话。我告诉孩子，右派分子其实是受委屈的好人，还带她去见了几个右派。结果，张纯音养育了咪咪这样的好女儿。这个好女儿不但没有和张纯音“划清界线”还成了顾准的“女儿”
然而转念一想，恐怕还是不行。就算顾准和子女们说真话吧，他们能理解吗？就连汪璧，其实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杀前对顾准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凭直觉相信顾准不是“坏人”再就是还有改变情况的一线希望。至于顾准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赞同。但顾准是思想家。没有顾准的思想，就没有什么顾准。不理解顾准的思想，也不会认为他是“好人”再说，如果子女们理解并赞同顾准的思想，又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人呢？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要挨整；不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回家和顾准说“黑话”不成？那岂不变成两面派了？以顾准之正派耿直，又岂能把子女培养成两面派？
顾准同样两难。
这样一想，问题就不在顾准、汪璧和他们的子女，而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只准有一种声音？为什么一个人“一旦因为说出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王元化顾准全传序）？高建国说：“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定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又说，许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至于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还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无需弄清也不许弄清”我要问的是：难道帽子下的事实证明他是坏人，就可以毒打？难道当真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就该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顾准是那样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断绝父子关系，因为这违背了天理人伦；也不能任意毒打，因为这侵犯了基本人权。不能因为现在证明顾准当年思想是正确的，就来翻这个案！这仍然是以思想言论定罪，而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如果因为顾准思想正确，就说当年不该打他，子女不该和他断绝关系，那么，如果明天又发现顾准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是又可以给他再戴一次帽子，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三百，然后让他的子女们登报声明断绝关系？不能吧？时至今日，我们实在不能再那样看问题了？为了确保顾准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大声地说：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剥夺，也不能因为他的思想言论而给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论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言论当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对等的讨论，并必须保证对方的答辩权，也不能因此就把他关起来，更不能动用私刑。把粮食烧了牛弄死了，当然要处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册”让所有的人都和他划清界线。这些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人权常识，难道还要一讲再讲吗？
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呀！在顾准是家国难以兼顾；在他们的子女，则是忠孝不能两全。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通融的办法，一条让大家都能过得去的道路？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相争食，亲眼看见一个个老百姓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谈，又不能不谈，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尢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及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