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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尽力于扩充德行的,国家就会强盛。能保全自己本来所有的。国家就会平安;一味垂涎别人所有的,国家就会残破。统治残酷暴虐,世世代代都要受害。事情超过了限度,即使一时成功,最终也难免失败。不正己而正人者其势拂逆,先正己而后正人才顺乎常理。行为拂逆是招致祸乱的根源,顺乎常理是国家安定的关键。
道、德、仁、义、礼,五者是一个整体。道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德是人们从道中所得到的,仁是人们所亲近的,义是人们所应做的,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五条缺一不可。所以,起居有节,是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义的决断;怜悯之心,是仁的发端;修己安人,是德的途径;使人均平,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
君主下达给臣下的指示叫“命”书写在竹帛上叫“令”执行命令叫“政”“命”有失误“令”就不能推行。“令”不推行“政”便出现偏差。“政”有偏差,治国之“道”便不能通畅。“道”不通畅,奸邪之臣便会得势。奸邪之臣得势,君主的威信就要受到损害。
千里之外去聘请贤人,路途十分遥远;招引不肖之徒,路途却十分近便。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舍弃身边的不肖之徒,不远千里寻求贤人。因此,能够保全功业,尊崇贤人,臣下也能尽心竭力。弃置一个贤人,众多的贤人便会引退了;奖赏一个恶人,众多的恶人便会蜂拥而至。贤人得到保护,恶人受到惩罚,就会国家安定,群贤毕至。民众都对政令怀有疑虑,国家就不会得到安定;民众都对政令困惑不解,社会就不会得到治理。疑虑消失,困惑解除,国家才会安宁。一项政令违背民意,其他政令也就无法推行;一项恶政得到实施,无数恶果也就从此结下。所以,对顺民要实施仁政,对刁民要严加惩治,这样,政令就会畅通无阻,人无怨言了。用民众所怨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怨气的民众,叫做违背天道;用民众所仇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仇恨的民众,灾祸将无法挽救。治理民众要依靠贫富均平,贫富均平要依靠政治清明。这样,民众便会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安宁了。犯上的人反而更加高贵,贪鄙的人反而更加富有,虽然有圣明的君王,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犯上的受到惩处,贪鄙的受到拘禁,这样教化才能得到推行,各种邪恶也就自然销匿。
品德高尚的人,是无法用爵禄收买的;讲究节操的人,是无法用威刑屈服的。所以圣明的君主征求贤人,必须根据他们的志趣来罗致。罗致品德高尚的人,要讲究礼节;罗致崇尚节操的人,要依靠道义。这样,贤士便可以聘到,君主的英名也可以保全了。圣人君子能够明察兴衰的根源,通晓成败的端倪,洞悉治乱的关键,懂得去就的时节。虽然穷困,也不会贪图将亡之国的高位:虽然贫苦,也不会苟取衰乱之邦的厚禄。隐姓埋名、胸怀经邦治国之道的人,时机到来后一旦行动,便可以位极人臣。君主的志向一旦与自己相投,便可以建立绝世的功勋,所以,他的道术高明,美名流芳千古。
圣明的君主进行战争,并不是出于喜好,而是用来诛灭残暴,讨伐叛乱。用正义讨伐不义,就像决开江河之水去淹灭小小的火炬一样,就好像在无底的深渊旁边去推下一个摇摇欲坠的人一样,其胜利是必然的。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安静从容而不急于进兵,是不愿造成过多的人员和物质损耗。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天道是厌恶战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进行战争,才是顺乎天道的。人和天道的关系,就像鱼与水一样。鱼得到水便可以生存,失去水肯定要死亡。所以,君子们常常是心存敬畏,一刻也不敢背离天道。
专权跋扈的大臣执政,国君的威望就会受到伤害。生杀大权操于其手,国君的权势也就衰竭了。专权跋扈之臣俯首从命,国家才能长久。生杀之权操于国君,国家才能安定。百姓穷困,国家就没有储备。百姓富足,国家才会安乐。重用贤臣,奸臣就会被排斥在外了。重用奸臣,贤臣就会被置于死地了。亲疏不当,祸乱就会延传到后世了。大臣自比君主,众奸就会乘机聚集。人臣享有君主那样的尊贵,君臣名分就会昏昧不明。君主沦为臣子那样的地位,上下秩序就会颠倒混乱。伤害贤人的,祸患会殃及子孙三代。埋没贤人的,自身就会遭到报应。妒忌贤人的,名誉就不会保全。举荐贤人的,子孙后代都会受惠于他的善行。所以君子总是热心于推荐贤人,因而美名显扬。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百个人有害处,民众就会离开城邑。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万个人有害处,全国就会人心离散。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百个人,人们就会感慕他的恩泽。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万个人,政治就不会发生混乱了。
注释
1昆虫:虫类的统称,这里可理解为世间万物。
2六合:天地四方曰六合。
3造作过剩:造作,指建造宫室园囿之类。过剩:超过标准。
4爝火:火把。
5豪杰:汉代使用这个词有时带有贬义。
6疑:通“拟”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