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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砍柴吧，大热天的时候刚吃了中饭便一个人跑到林场的后山去，不一会儿便背回来一大捆柴禾。那么炎热的天，人家连出门都不想出呢，她！哎，只知道傻干。和你伯母她们的关系又处的不好，直来直去的。自己累死累活，到头来没有人说她好，没有人说感激，都说应该她做的。你大伯一家六个兄弟姐妹，有哪个有她肯做事！兄弟中的老大中勇只好一口酒，老幺中茂在运输公司做了个临时工便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姐妹一个比一个滑头
她这人也难怪别人说她，和别人处的不好吧，这个可以理解，可是和自己丈夫也是这样，三天两头的打骂吵架。邻里亲戚相劝的多次了也便懒的去理会。何必呢！夫妻搞成这个样子，不是招人笑话吗！结果怎样？三个孩子读书都交不起学费，还得借，年年粮食不够吃，也还得借，一年下来就是几千块钱的债。后来几年，中民出来打工了，可是挣的一点钱又被她拿去给了娘家人，给弟弟取媳妇，给弟弟做新房子，自己的生活都不顾。她娘家又不是那么穷的人家。结果呢，自己越搞越穷。
中民也是，一个聋子，也只知道死做事，只知道喝酒，喝多了就吵架，不敢和别人吵，只跟自己妻子吵。当初我们在老家的时候，我会说中民，会说菊芝，他们也会听我几句，这些年我们不在老家了，你大伯去世了，你伯母去世了，哪还会有谁去说他们呢！我都不敢想象这些年他们是怎样过来的哎，都是自己给害的呀！”
母亲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像是在发泄着心中的无比气愤。抿了一口茶，然后斜靠在床沿，怔怔发呆。
“那他们当初怎么就结婚了呢？”
母亲摇了摇头：“都是父母给包办的，你大伯那时候是市运输公司的总经理，那个时候能攀上当官人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只是你大伯太古板，几个孩子的工作，没有一个能解决好，别说中民有些耳背，就连最聪明的中茂，也只给弄了个临时工做，其他的几个，现在还不是个个都在家种田务农，哎！人哪！”
六
我清楚的记得这一天是大年三十，也就是2005年的2月8日，所以我肯定前面说到的中民和菊芝来我家的时候，那是2005年的2月7日。
8日的早上，我仍然像往常一样早起，一样做好一家人的早餐，然后跑到广场去玩，玩一会后就到“芝麻开门”那个书店去看书，那里环境好，有音乐听。
10点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和中民在说话。
“中民不是昨天就回去了吗？”我疑惑“难道菊芝的病情有变化？”忽然感觉到有点不祥。
中民看我回来，没有吱声，继续和母亲说话。母亲看了看我，一脸疑重：“菊芝的病恶化了，今天来住院。”
“婶婶你说怎么办？医生说已经是晚期了，没治了。婶婶你说我该怎么办？！”中民站在那里，用一种恳求的眼神看着母亲，像是在祈求解救的灵丹妙药，更像是深受打击之后神经质的喃喃自语“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还有三个孩子要读书，还有几万块钱的债要还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说着说着，就抽泣起来，继而号啕大哭：“都怪我，我不该老和她吵架，不该打她，她的病肯定是我打出来的。都怪我！都是我给害的！我该死！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啊！”
腿一弯，就倚在墙上继续哭。
母亲最是多愁善感的了，也在一边不停地抹着眼睛。
哥哥正准备出去办事，见次情景好生安慰了中民几句：“这个病的确是治不好了，我问过一些同学。昨天我就和我妈讲过，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没告诉你。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好好准备一下后事，呆会儿我会到医院去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一百块钱的人民币来塞给中民，中民推辞了几下，收下了。
“那你现在就去医院吧！”母亲对中民说。
中民停住抽泣，强抑制住自己没有再哭：“恩！我现在就去！”转身往楼下走去。
我默默的在一旁站着。
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清楚了中民的相貌，一顶泛白的雷锋帽一股脑儿套在头上，似乎还无法抵御住这个季节逼人的寒气，说话的时候还不时用手把两边的帽沿往下扯了又扯。古铜色的脸颊尚透着健壮的气息，终究无法遮掩住内心的忧伤，至而显得憔悴和消瘦。这样冷雨飘洒的冬天里，一套单薄的中山装里面只穿着一件旧毛衣，光着脚穿了双旧军用解放鞋，站在那里直哆嗦。
我呆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看着他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我忽然发觉，他微弓着的背影多么像一个苍老的老人。
“中民，你等一下！”母亲忽然记起什么来，跑到工具间里翻出一套棉衣、一件厚厚的毛衣、一条毛裤“你把这些穿上，这么冷的天。”
“不冷不冷！”中民动了动嘴唇，轻轻的说。
“怎么不冷！穿上！”母亲很严厉。
我把中民领进我的卧室，他把母亲给的衣服一件一件慢慢的穿好，我把刚从超市买回的一双袜子也给了他穿上。
走到门口的时候，中民回头望了望母亲。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眼里像是裹着泪水。
中民走了好一会了。母亲还久久的倚靠在门框上：“那些兄弟姐妹又不是没钱，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关照下他呢？！哎！”
屋外，风越来越大，一会儿便下起了雪。
七
姐姐带着女儿子欣来到家里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吃中饭。
一个学期没有见，子欣又长高了不少，也越发的活泼可爱了。见了我，便一个劲的喊：“舅舅舅舅，带我去玩！”
她们还没有吃饭，母亲再炒了一盆红烧豆腐、一盆鸡蛋炒辣椒。
边吃饭的时候，母亲把菊芝的事前前后后向姐姐讲述了一遍，末了，又叹道：“都是自己给害的，哎！”
在老家的时候，姐姐和菊芝玩的挺好，对于她的病危，同样表现出善良的同情和可怜“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啊！”
“这样吧，剑，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菊芝吧！”饭后，姐姐对我说道。
“去看看也好，见个最后一面吧，怪可怜的！”母亲在一旁附和道。
“好吧！”说着，我套了件外套，下楼骑摩托车载着姐姐一起来到县人民医院。子欣闹着要跟着去，被姐姐呵斥了几声后还是乖乖的玩玩具车去了。
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这让我无法把2月8日这个日子同大年三十很好地联系在一起。
在住院部三楼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我们找到了中民他们。门口有个六十来岁的妇女在小声的抽泣，估计是菊芝的什么亲人，后来知道她是菊芝的母亲。
菊芝躺在病床上，眼睛已经浑浊无神，深深陷在眼眶里，脸色苍白，还透着一丝乌气，蓬松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整个人看上去，阴森可怕。
边上跪着个中年男子紧紧的抓着她的手，把耳朵贴近她的脸，在听她说话。姐姐告诉我，中年男子是菊芝的弟弟。房间里还有五个人，分别是菊芝的大儿子14岁的工涛、菊芝的父亲、中民、中民的大姐金花和大姐夫吴良。
我和姐姐走近病床。
“知道我是谁吗？”姐姐问。
菊芝的视线努力地转到姐姐的身上，望了好久，点了点头。脸上闪过一丝高兴的表情，又瞬间消失了，张了张嘴，没有听见说了什么。
金花探过身来问：“你想说什么呢？”
“我恨中”一阵咳嗽，良久吐出一个字来“民！”四个字像是用尽了一生的力气。说完后便如释重负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又喘起气来。
工涛站在床边断断续续哭着，中民半跪在床边，望着菊芝，和着脸上的肌肉嘴唇一阵一阵的抽动。金花用手擦了擦滚到嘴角上的一滴泪水，难过的眼神看了看中民，又看了看菊芝。
半响没有人说话，只隐隐约约的抽泣声。
“你怎么恨中民了呢？”等菊芝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吴良凑了上去。
“我恨中民！”这一次，菊芝的声音更轻，眼神充满哀怨。
“你怎么恨他？”吴良又问。
菊芝点头，点了又点。仿佛要使尽全身解数证明些什么，可惜已经没有更多的力气和时间了。
“其他那些亲人都没有人来吗？”姐姐问金花。
“没有。就我这个做老大姐的来了。兄弟姐妹中那几个不是说忙就是说有事！”金花摇了摇头。
“现在怎么打算呢？”我问吴良。
“车已经请好了，不能拖在这里，万一要是死在这里，是要拉去火化的，按老家的习俗，人是不能火化的。在家里死了就马上土葬，没人追究，也省不少钱。下午四点就走，能不能挺过这个年关就听天由命了！”吴良说。
姐姐的眼睛也慢慢的湿润了。我想，在这里多呆一会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徒增忧伤而已。于是拉了拉她的衣角，示意回去。
回到家，子欣还在客厅里玩玩具车，见姐姐眼睛红红的，忙问：“妈妈你哭了吗？”“你玩你的车！”姐姐转过身去。
八
菊芝死了。
傍晚六点多钟，我正和母亲在厨房里料理年夜饭的时候，中勇打来电话。电话是我下楼去接的，我决定暂时不告诉母亲。母亲自己原本虚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承受更多的打击了。
“谁打来的呀？”母亲问。
“我的一个同学。”我没有看母亲。
“有事呀？”
“没，他说跟我拜个年！”
“哦！”
菊芝死了。
我想起她几次重复那句话—“我恨中民！”我疑惑，她怎么会恨起自己的丈夫来呢，特别是在这生命即将消逝的时候。她的心中只有哀怨和悔恨吗？当一个生命带着怨恨离开人间，这该是多么的可怜，又多么的让活在周围的人深思，又该给善良的人们带来多少惆怅、不安和忧伤！
中勇说，大年三十死去的人要等到正月初三才能做善后之事，为了不影响别人过年的节日气氛，噩耗还不能在村子里传开。
死了还不能入土为安，还要在人世间冬天里那冰凉的木板上孤独的躺上三天，由任灵魂游走在躯体之外那冷雨飘摇的漫漫长夜，无法找到容身之所。
生当何苦，死亦何悲！
这个冬天，一向暖冬的南方奇怪的持续着阴雨连天的日子，冷雨不断，有时还夹杂着沙沙作响的雪花击打着冰凉的玻璃窗。这年大年除夕夜，大片大片的雪花覆盖着街道上空那呛人的烟花鞭炮爆炸后的烟火味，似乎欲覆盖这个节日的喜悦。
年夜饭后，我站在窗前，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望远处闪闪的烟火，一下子闪耀了夜空，顷而又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