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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开始枯萎,它逐渐失去了清新、失去了拙朴、失去了童心、失去了深邃、失去了雄浑、失去和谐、失去了抗争、失去了喜悦、最终,失去感觉从此,诗──这个最具灵性的艺术品,变成了俗物,油光发亮的俗物!最后竟落得在虚构的“后现代”边缘语无伦次地自我解构。那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要么投江、要么沉湖、要么卧轨、要么自称“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一变而成摇头摆尾的弄臣;有更激进的,说自己是一个“崇拜血”、“崇拜炸弹”、“崇拜破坏”的偶像崇拜者!(郭沫若:“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
在精神的世界,神性的维度是上升的维度,超越的维度,脱离这一维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因自身的重量而下降──这叫堕落。哪怕你给这重量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例如人性,但你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堕落的。拒绝神性的艺术最终会成为堕落的艺术、绝望的艺术、死亡的艺术,古往今来,盖莫如此。敦煌的人物是飘升的,使她们飘升的是什么?是人性?不!是神性,是佛教艺术家的宗教热忱。离开了神性,她们或许会成为无可救药的春宫图。格列高列圣咏是飘升的,巴赫是飘升的,但命运和指环就成了沉重的平移。到了重金属时代,我们能听到的,只不过就是物质的声音。随着世俗化的发展,西方音乐史给我们展现了一部堕落的历史:如果说,音乐最能表现人类的向往,那么,巴罗克音乐表现的,还是对天堂的向往;浪漫主义音乐表现的,算是对人间的向往;流行音乐呢?──我真希望它什么也没有向往,但事实上,流行音乐表现的,是对地狱的向往──它已经完全拒绝了神,放弃了心灵,彻底走入感官。
什么是上升?上升就是心灵摆脱感观和物质的羁绊,超越尘世,追寻生命的本源。因此,上升的前提就是对生命本源的确认,这要靠信仰。生命本于神,所以,神性的维度就是上升的维度。但人没有天使的翅膀,那使我们能够上升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神: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是我们的希望,也是艺术的希望。远离神性的艺术是没有希望的,等待它的,是绝望和死亡。
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有纯洁的心灵,才有纯洁的艺术;有深邃的心灵,才有深邃的艺术;有堕落的心灵,就有堕落的艺术;有变态的心灵,就有变态的艺术──因为艺术是心灵的真实。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心灵,所以信仰决定了艺术的基因。就像鲁西西为我们见证的,信仰才是心灵中最大的真实: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心灵的生存状态。在一个无所信仰的社会中,艺术是多余的,人们需要的只是娱乐或感观刺激。在一个偶像崇拜的社会中,艺术是可怕的,它很快会成为精神控制的工具。真正的艺术,需要心灵的自由,这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放荡不羁(那是肉体的自由),而是精神的超越,是心灵深处的无条件的选择和追求: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巧言不惑,达到了这一选择,就意味着信仰。离开了信仰,人们何曾做得这一点?何以做得这一点?这正是问题的根本:有生命的艺术来自自由的心灵,心灵的自由来自对神的信仰,信仰是艺术的根基。
那么,如果神的美意是这样的:祂使那么多人,包括那么多诗人,在同一个时代,在这片古老的、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几乎同时获得了信仰,都信仰那独一的、创造的真神,和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一个民族拯救的预许,这意味着诗意的回归,这意味着上升而非堕落的艺术再一次成为可能!是的,新的艺术──以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为养料的艺术;新的空间──以神性之维重新展开的诗性空间;新的象征:不仅是松鹤兰竹、垂杨过雁、红日白雪、黄土橡树我们还需要更多更有力的形象,直指存在、生命、心灵、终极、创造、深渊、死亡、复活、神贫、圣洁总之,那些更加深邃、更加超性的事物。
是的,新的语言──不再是以启蒙之枝嫁接于白话之树的,非中非西的,以掩盖、歪曲、敌视为主要功能的语言,而是由爱心发出的、更加诚实、更加中正的语言,由汉语古语和口语逐渐提纯的语言──那是怎样一种前景?那意味着在这片无神的土地上将有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文化,一种融合基督信仰和古典传统的、重获生命和创造力的文化!极目远望,我的眼前一片光明!我的心灵充满感谢!只要稍稍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就已经大大喜乐了!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西西把她梦中的诗叫做“喜悦”;这就是为什么我因这“喜悦”而喜悦万分:喜悦真的是一首诗,它已经是一首诗了!它以奇迹出现在一个姐妹的梦中,更藉着奇迹成为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喜悦。这是一株多么多么美好的幼芽!且有幸生长在这新的、蒙福的土地上。它的语言是那么纯朴、温暖。
诗是语言的极致,是语言的原创、挖掘和提纯,它拓展着语言的边界,改良着语言的土壤,增进着语言的力量。在这信仰的世纪,是什么使命在等待着我们的诗人?记得我曾对一位里尔克的译者兄弟说过:
“新的时代就要降临了,我们需要为它准备新的语言,一种配得上信仰之纯洁、真挚和质朴的语言。一如主为我们预备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