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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休想。
有些脑子活的人家听说番薯高产又不挑地，就辗转弄来了种薯。倒也得了些收成。不过长治可不比静海，自家田里种出来的庄稼甭管它是啥，那都得缴税，番薯也不例外。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让缴税那就缴税吧，可县太爷又发话了，官府遵循律法只收五谷，而番薯不在五谷之内，不能用来抵税。
本来番薯就卖不上价，那会儿官府催得又急，北岸的百姓就只得贱卖再贱卖。好容易把番薯捣腾成五谷完了税，手里基本上也不剩啥了。得！全白干了。有地也等于没有。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静海县和长治县靠得那么近，长治知县就不怕百姓拿他同静海知县比？不好因此就说他是个贪官，但至少也是个庸吏吧？
说实话，长治知县他还真不怕。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放在幽州，甚至整个燕国，那都是常态。倒是素来本分的静海知县这回做的有些出格了。
通常一个王朝到了一半儿的时候，就会陆续出现失去土地的农民，可燕国开国还不到五十年，就生生将无数渔民逼成了失地的农民。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天，就是他们的全部。“穷山僻壤出刁民”这句话太过武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有时它还真反映了一部分现实。虽说托前些年风调雨顺的福，北岸的很多人家凭借着积蓄还能死撑一些时日。可少部分人家原本家底就微薄，在失去经济来源后，其中极少数的人就做出了些不名誉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自己的行为不光代表了自己，还代表了整个宗族，乃至整个村落，各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一看法不光为民间普遍认同，甚至也为官方认可，《大燕律》里就有“连坐”这一条。
当然了，那极个别的几个人也就是为了生存下去，偷了个鸡摸了个狗，远没到杀人放火的地步，还不至于动用律法去制裁他们。
然而，就因为他们，北岸百姓的名声就不那么好了。坏了名声的人想要在码头上找到工作，那可是千难万难，多半要靠主动减薪才能有机会上工。
原本活计就不好找，即使找到了工钱也很少，家里还有老老少少等着供养，因而这些来自北岸的工人当然不可能耗费银钱来光顾赵家铺了。
想明白了这些，赵四娘并未因做不成他们的生意而感到遗憾，倒是心里觉得有些酸楚。
就在那时，赵四娘听请来替袁家老大看诊的申大夫说，袁家老大固然是累垮了身子，可他那病根恐怕还在吃食不干净上。
不干净啊？不知怎的，赵四娘就想起了码头边那混沌不堪的江水——前不久，她曾亲眼看见来自北岸的工人在用江水解渴！
或许，因为长年累月地喝着江水，他们早已练成了“铁胃”，浑浊的江水对他们来说已经同清水无异，这并非是袁家老大致病的原因。
可是，略有洁癖的赵四娘就是见不得别人在自个儿眼皮子底下喝“黄泥水”，她总觉得自个儿应该做些什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