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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本能的情欲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来对抗礼教心防，这股潮流锐不可挡，席卷晚明。
吕天成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一个特定的时代，又正值年少气盛，才情横溢，青春萌动之时，写出了这样一部淫荡的小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小说的内容确实放浪无稽，作品不仅大肆宣染变态的同性恋、后庭之茭，而且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东门生如何主动将自己的妻子提供给赵大里淫乐，一开始，金氏和大里虽然有些眉来眼去，但毕竟不敢公然成奸。东门生劝金氏说：“他（指大里）便叫做我的阿弟，就像你一样的老婆，都是我戏过的，说什么羞人呢？”接着又去挑逗大里，大里有点羞羞答答，东门生便说：“那个有什么难，当初苍梧饶娶了老婆，因他标致，就让于阿哥了，难道我不好让于阿弟么？”做完了“思想工作”，他又作具体安排，先将大里请到书房，再将金氏推进书房中去，把门扣住，让两人白昼宣淫，自己在门缝里看得津津有味。这种性变态，实在令人吃惊，为了满足观裸、观看他人性爱的欲念，居然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老婆送上门去，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实属罕见。至于小说对每次性爱过程十分详尽、具体的描绘，更不必多言，简直如同一部性爱技巧教材。因而，小说结尾那一段忏悔及出家告诫世人的描写，只能说是苍白无力的。
从这些变态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晚明之没落，士风之腐朽。那是一个幻灭的时代，信仰的破灭，把一代文人的兴趣从科举仕途转向了声色犬马。只不过，东门生是个更为内向，更缺乏男子气的男人，他连文人频频光顾的秦楼楚馆都不敢去，只是在家里（大里也可算他的“老婆”，麻氏“嫁”给他以后，两家更如同一家）称凶称霸，充分发泄。那个时代的文人，他们深受窒息人性的伦理纲常的折磨，又找不到出路，寻不着光明。于是，他们一头坠落到兽性的肉波欲海。他们不满足终身不变的婚姻，痛恨家庭的桎梏，又只能在家里滥施淫威。他们可怜可悲又可恨可叹，对这些晚明文人，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当然，在充满末世腐朽的气息中，我们也稍稍看到了作者的一点自主意识与一丝追求。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东门生丑陋的前妻死后，他发誓“定要寻个极俊俏的做继室媳妇”。应该说，这是个十分合理的要求，将这个合理要求清清楚楚写到书上，是完全附合人性的。这与《古诗十九首》中“空床难独守”的呐喊如出一辙，强烈而直率地反映出人的青春欲求以及对美的追求。同时，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包括丫鬟使女，都充满着情欲的冲动，尽管这种冲动已被曲解为变态的性欲亢进，但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礼教压抑下的人性的张扬。可惜的是，作品这一点点“亮色”被长篇累犊的淫秽描写而掩盖、而吞噬。
吕天成是个比较优秀的戏剧作家，因而本书在写作上还是有可取之处。作品线索清楚，从东门生引出赵大里、金氏；由大里与金氏苟合，金氏“吃亏”，引出东门生与麻氏的通奸；由麻、金的内哄，引出“夫妻”关系的置换；由两家合一，乱伦鬼混，引出邻里的抗议，官方的查办；接着，引出一家的衰败、众人的死亡、东门生的怪梦及忏悔、彻悟。小说一一叙述下来，条理分明，顺理成章。
在细节，描写方面，作品也显示出一定的功力。有些描写很风趣，如东门生和麻氏、金氏喝酒行令，三人各说了一段绕口令，东门生说：“芭蕉芭蕉，有叶无花，一径霜打，好像南胆部洲大明国浙江等处家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钱塘县西湖边藕花，居静里里西廊下，一直进去黑亮芭，里面老和尚甸破娑裟。”金氏和麻氏都说差了，当场罚酒。然后金氏出令道：“月子湾湾照九州，也有几人欢来几人愁；也有几人高高楼上饮了好酒；也有几人挑担落了个他州，褛下吊了个牛，楼上放了个油，楼下牛曳倒了个楼，打翻了个油，压杀了个牛，捉了牛皮赔了个楼，牛油赔了油，卖油的客面上哭得两泪交流。”东门生一气念去，一点也不差，麻氏记不全，罚了一满杯。麻氏又出令道：“一个怕风的蜜蜂，一个不怕风的蜜蜂；那个怕风的蜜蜂，躲在墙里；这个不怕风的蜜蜂出来，扯那个怕风的蜜蜂；那个怕风的蜜蜂，骂这个不怕风的蜜蜂：‘我倒怕风，躲在墙洞里，你不怕风，怎么扯我出来呢？’”结果东门生也念差了三四个字，罚了三四杯酒。这段描写，为我们保存了晚明绕口令的贸料，也比较真切地反映家庭情趣和民间风尚，即使放到《金瓶梅》或《红搂梦》中，也不逊色。
《绣榻野史》是部有名的淫秽小说，早为道德人士所鄙视，官府也视为眼中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浙江湖州知府将此书列入了禁毁书单；不久，苏州知府亦查禁此书。同治七年（1868）四月，江苏巡抚丁日昌开列的禁毁书目中，也有此书。
此书有明万历刊本，题“李卓吾批评”、“醉阁憨憨子校阅”。另有江篱馆校本，分上下两卷，并有“啸花轩藏本”字样。一九一五年上海图书馆排校本则题“情类主人着”、“小隐斋居士校正”。
此序言是附在书中的，没有作者的署名.希望大家在看古藉情色小说的时候，可以对书中所记，加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