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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珍视，那样的上级应当受到谴责。可见正义有没有战胜邪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怕正义根本无法战胜邪恶的情况下，导演也要给观众以信念，也要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正义必须战胜邪恶”是教条，是粉饰；而“正义应该战胜邪恶”是信仰，是道德。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说：“我们既不能对作品做泛道德的评判，因为那不符合人性；也不能对作品做泛非道德的评判，因为那不符合更高级的人性。”
从该片的出现也可见我国电检制度的宽严不一。通常情况下，审查标准忽略人性的复杂、人生的严酷，泛道德化地要求“正以必须战胜邪恶”一些深刻有力的悲剧因此被删改成了平庸的大团圆。而这次面对张艺谋的艺术霸权，审查标准骤然下降，甚至降至“正义应该战胜邪恶”的道德底线以下，着实令人费解。
除了“悲剧说”用以解读该片的还有“政治隐喻说”这显然是对该片一厢情愿的拔高。一部到处透露着商业诉求的影片只能是商业片。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以商业片的标准去衡量它；既然它触犯了普适的道德感和价值观，那它就是反商业的，就是一部失败的商业片。反商业并不能使它走向思想的深邃和艺术的高峰，商业片与文艺片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即便我们用文艺片的标准衡量它，也会发现影片的虚弱和混乱。把雷雨的故事生硬安插在五代十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影片对历史不负责任地态度。历史剧的意义在于“借古讽今”该片的故事完全出于虚构，不属于五代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任何一个朝代。借的什么“古”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让观众知道讽的哪个“今”
如果拿历史正剧的标准要求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显得有些严苛，那么我们就试着把它当成一则政治寓言去分析。残酷杀戮、清洗血迹后继续歌舞升平，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自然会有这样的片段，而创作者的迷茫和懦弱使这些符号仅仅成为空洞的能指，除了强化了“王”性格中的丑恶，没有其他确切的作用。本片的主旨并不在于政治隐喻，导演只有一些一闪而过的想法，所以就算有讽喻也是不健全的讽喻。受众的那些联想、那些论述不过是一些过度阐释。该片即便展示了真实，也因导演立场的缺失而成了一种软弱的真实。“有力量的真实可以被分析，却不需要被解释”而“伪劣产品不能被分析，因此总需要许多令人吃惊的解释。”（赵汀阳）
导演没有立场不是最可怕的，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才让人不寒而栗。片中处处可见对强权的炫耀和崇拜，把本应是反面人物的“王”塑造得高大威猛、英明神武。而且还刻意表现了屠戮后的歌舞升平。镜头中只见鲜花、礼炮、颂歌，无辜将士的鲜血与生命早已被淡忘，本片的悲剧性也就随之淡化。剩下的，只有剧中人的麻木不仁和影片的冷酷无情。人性的阴暗面、历史的阴暗面不是不可以表现，而是要看如何表现。为强权辩护不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文艺家应有的态度。
本片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扣人心弦的故事、合格的表演都非前几部大片可比。不过这些环节都只是合格而已，并非无懈可击。再者，故事的优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雷雨，如此照搬名著中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关系，却在片尾字幕中不出现任何向曹禺致敬的字样，着实让人愤慨。也就是说，它的可取之处是技术性的，而悖谬之处却是根本性的。我实在不能出于技术上的小小进步去赞扬一部没有道德感的影片。因为，艺术上失败的电影只是次品，不看便是；没有道德感的电影却是危险品，贻害无穷。
2007-2-10